庆安再命案县域危机管理失控标本

文/罗晓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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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庆安。

据报道，今年4月份，黑龙江省庆安县纪委干部范家栋遭遇一群蒙面人围殴致重伤，在医院治疗28天后死亡。当地破案至今无进展，死者现在仍陈尸冰棺。据悉范生前曾多次赴京实名举报县里主要领导违纪建设豪华办公楼。

县级纪委干部“越级”上京举报被白日殴打致死，事件本就很不寻常，况且事发庆安，事件由此引发舆论围观。如何理解事件？笔者的理解是：由县域危机管理入题，才能以窥见豹。事实之外，亟待追问的是：县域危机管理为何失控，连番的危机，到底是一种必然，还是危机管理之祸？

危机管理并不足以消除危机，但是可以为危机的化解提供契机，并防止激化矛盾，横生枝节。而在庆安连番事件中，当地官方屡屡以前互联网时代的方式展开应对，明显激发了负面舆论，以致次生灾害频发。

从纪委干部被打死至今，当地舆情应对至少存在3个失当之处。

第一大失当，是高风险事件调查零进展，使负面舆情发酵放大。按照常理，作案者光天化日作案，现代刑侦技术条件下，案件的侦破应该不难，可是专案组调查此事，至今没有公布进展，难免令人怀疑当地公安机关侦破没有下文，是否是受到了行政干预。经过《财经》报道后，事件迅速做大，舆论质疑集中爆发。

第二大失当，是缺乏起码的危机防范意识，专案组涉及利益相关方造成失信。在案件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将范家栋的死亡定性为打击报复并无实际证据，但专案组涉及范生前上京举报的利益相关方，程序失当之余，也暴露出当地政府没有起码的舆情意识。

面对枪击案引发的舆情火药桶，庆安官方本应对任何风险予以警觉，遗憾的是，当地政府却亲手埋下关键舆情伏笔，看起来，并没有从过往舆情事件中汲取任何经验和教训。

第三大失当之处，是负面舆情井喷后，当地政府依然采取鸵鸟政策，任由舆论猜测蔓延。正如媒体评论所总结的，“县纪委拒绝透露死者生前是否去北京举报过；政府方面拒绝发表任何置评，县委宣传部称具体事情并不清楚，庆安县的主要领导外出招商，无法联系”。如此应对，无疑是任由舆情蔓延，并将官方摆在了民意的对立面，进而造成了舆情的快速扩大。

可以说，庆安之失，为地方政府舆情管理提供了经典之鉴：作为直接对负面事件负责的地方政府，不是通过依法处置平息事件，而是给舆论留下拖延敷衍的印象，结果必然适得其反，落得公信力受损、舆论持续围观的尴尬结局。

庆安事件再次促使我们反思：基层政府危机管理能力与舆情事件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庆安枪击案真相曝光过后，舆论曾反思是否有人在利用热点事件搅浑水，事实或许确实如此，但问题在于，舆情之后再有舆情，负面新闻连续不断，这就不再是“舆论搭车”现象可以解释，而必须从地方危机管理出发予以考量。

从舆情背景看，枪击案舆情不远，由枪击案引出的“官场地震”也历历在目，一旦发生暴力死亡案件，人们自然会将目光投向当地。然而，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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