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到来6
长沙白癜风医院 http://m.39.net/pf/bdfyy/bdfyc/第四节致命的决策一帕彭政变发生在德国有史以来最疯狂、最暴力的选举期间，选战的气氛甚至比两年前那次更不理性、更加狂暴。希特勒再次飞赴全国各地的一个又一个会场，在50多场大型集会上对着人山人海发表演说，谴责魏玛共和国的分裂、耻辱和失败，语意含糊但语气坚定地承诺，将来要让德国成为一个更加优秀、更加统一的国家。与此同时，共产党鼓吹革命，宣称资本主义秩序即将崩溃；社会民主党号召选民奋起反抗法西斯的威胁；资产阶级各政党主张重新统一德国，这显然是它们无力实现的。各政党的宣传风格越来越煽情，社会民主党甚至也不例外，这生动地展示了议会政治的衰落。到处是越来越暴力的街头冲突和示威活动，政治斗争已沦为社会民主党所称的符号之战，这样称呼并无丝毫批评之意。年选战期间，社会民主党聘请立场激进的俄国心理学家谢尔盖·恰霍廷（SergeiChakhotin）来助选，他是条件反射现象的发现者巴甫洛夫（Pavlov）Ⅰ的学生。这样做是因为社会民主党意识到仅诉诸理性还不够，“我们必须诉诸情绪、心灵和感情，以便帮助理性取得胜利”。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理性却被远远抛在了后面。在19年7月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要求各地党组织确保党员全部佩戴党徽，相遇时举起紧握的拳头互致问候，在恰当的时机高呼口号“自由！”本着同样的精神，共产党长久以来一直使用锤子和镰刀的标志以及各种各样的口号和问候语。各政党采用这种风格是为了使自己能够与纳粹党在同等条件下竞技，因为它们发现纳粹党之所以难以被打败，在于它的卐字符、问候语“希特勒万岁！”以及简洁有力的口号。为了展现出一种足以与纳粹党的感染力相抗衡的生机勃勃的形象，社会民主党、帝国国旗团、工会，以及与社会主义者有关的许多其他工人阶级组织，于年1月16日共同组建“钢铁前线”（IronFront），以对抗“法西斯”威胁。这个新组织大量借用了共产党和纳粹党开创的一套宣传方法，冗长、乏味的演讲被简短、犀利的口号取代。劳工运动以往对于教育、理性和科学的强调，将让位给新的重点，即通过街头游行、穿制服的行军和集体示威来激发群众的情绪。社会民主党的宣传新风格甚至发展到设计出了一个用于抗衡卐字符和镰刀锤子的符号：三支平行箭头，表示钢铁前线的三大主力。这一切都对传统的劳工运动帮助不大，因为其中的许多成员，尤其是那些在国会中占据领导地位的人，依然对这种展示其政策的新方法心存疑虑，或者确实无法适应它。新的宣传风格使社会民主党得以与纳粹党在同等条件下竞技，但社会民主党缺乏进行有效竞争所需的活力、朝气和极端思想。符号、游行和制服没有为钢铁前线招来新的支持者，因为控制着社会民主党的依然是其僵化的组织机构。同时，该党也未能减轻中产阶级选民对于劳工运动的意图所怀有的恐惧。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年代初各政党在选战中使用的海报。几乎所有海报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占据醒目位置的是一个巨大的、半裸的工人形象，它从年代末开始被用来象征德国人民，取代了谦逊得可笑的、戴着睡帽的小人物“德国米歇尔”（GermanMichel）Ⅱ，也取代了那个不太常见的、历史上作为德国化身的女性形象日耳曼妮娅（Germania）。纳粹党的海报画着高大的工人屹立在一座标为“国际巨额融资”的银行上方，用一台印有卐字符的压气机对着它吹出巨大的气流，摧毁它；社会民主党的海报画着高大的工人用胳膊肘挤开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中央党的海报上是卡通形象的高大工人，衣着也许没那么暴露，但还是卷起了袖子，强行从国会大厦赶走矮小的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人民党画的高大工人只围了一块遮羞布，在19年7月把穿戴整齐的敌对派别的政客们全部扫到一边，这与竞选中实际发生的情况基本上刚好相反；甚至古板的民族党也在海报中采用了高大的工人形象，但只是挥舞着从前俾斯麦帝国的黑白红旗。在德国全境，选民们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暴力形象：高大的工人把他们的对手打烂、踢开、揪出国会，或者居高临下逼视着衣冠楚楚的政客，政客们几乎一律被画成无用、吵闹的侏儒。充满阳刚气的男子汉扫除掉吵闹、低效、娘娘腔的政治派别，这种画面的海报无论用意如何，其潜台词都是，议会政治已经到了该终结的时候；而准军事团体之间日常的街头冲突、竞选活动中无处不在的制服，以及竞选集会上不曾中断的暴力与混乱，更是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在宣传领域，其他政党都不是纳粹党的对手。戈培尔可能曾抱怨过“他们现在偷走了我们的方法”，但三支箭并没有像人们所熟悉的卐字符那样引起深切的共鸣。如果社会民主党想寻找机会在纳粹党擅长的游戏中击败它，就应该早点儿开始。戈培尔在选战中所攻击的，不是帕彭内阁的表现，而是魏玛共和国的表现。因此，这一次纳粹宣传的主要对象是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选民。铺天盖地的海报、标语、传单、电影以及在大型露天集会上的演讲，用预言灾变的口吻描绘了一幅“赤色内战的阴云笼罩德国”的危急图景，告诉选民他们所面临的严峻抉择：要么支持叛国的、腐败的旧势力，要么支持国家新生走向辉煌未来。戈培尔及其宣传团队的目的是狂轰滥炸式地持续刺激选民的感官，他们向群众进行公开宣传，同时逐户敲门发传单，使宣传的覆盖率达到饱和。在人们找得到的每一块公共空间，都有麦克风和扬声器在高声播放纳粹演讲。海报和杂志插图以及街头的大规模示威和游行所呈现的那些视觉形象，赶走了理性演讲和口头辩论，助长了易于吸收的、煽情的陈词滥调，从而调动起各种各样的情绪，包括仇恨心理和攻击意识，以及对安全与救赎的渴求。褐衫军游行时的纵队、僵硬的敬礼方式和纳粹领导层的军人姿态，既给人以有序、可靠的感觉，也显示了坚定的决心。横幅和旗帜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无尽的活力和理想主义精神。纳粹党在宣传中使用攻击性语言描述对手，而且没完没了地老调重弹，直至把他们的形象定格为“十一月罪人”、“赤色老板”、“犹太幕后操纵者”、“赤色杀人团伙”。然而，纳粹党考虑到需要打消中产阶级的疑虑，于是在有些场合，海报中的高大工人被画成了姿态温和的样子——不再粗野且富有攻击性，而是穿着衬衫，把生产工具递给失业者，而不是挥舞这些工具当作打倒对手的武器，以此表示纳粹党准备建立负责任的政府。这种空前密集的竞选宣传很快带来了纳粹党所期待的结果。19年7月1日的国会选举暴露了帕彭策略的愚蠢。选举不但没有让希特勒和纳粹党人变得顺从一些，反倒使他们再次实力大增，得票数翻了一倍多，从万增至万张，成为截至当时为止国会中最大的党，占0席，超出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将近席。社会民主党想方设法让损失止于十几席，把1位代表送进了新一届国会。纳粹党年9月获得的18.%的得票率也翻了一倍多，达到7.4%。政坛持续不断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共产党议席的增加，此时它从77席增至89席。中央党也争取到了更多的选票，在新一届国会中获得75席，这是该党历来席位数最高的一次；而民族党的议席则继续流失，从41席降至7席，致使该党地位下降，几乎沦为边缘型政党。不过，最惊人的是中间派各政党的全军覆没。人民党原有的1席失去4席，经济党的席失去1席，国家党（前身为民主党）的0席失去16席。从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各种极右翼派别，在年曾赢得中产阶级的大力支持，此时也遭到惨败，原先的55席仅剩9席。于是左翼与右翼在国会交锋时，隔开他们的是影响力已降至微不足道的中间派：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加起来共有10万张选票，与之相对的纳粹党有万张选票，其余政党的得票数加起来仅有万。纳粹党在19年7月的选举中获得成功的因素，与年9月时大致相同。在两次投票之间的将近两年时间里，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危机急剧加深，使那些因素比在年9月时发挥了更加强大的影响力。选举结果证实，纳粹党属于心怀不满者组成的彩虹联盟Ⅲ，这一次，它对中产阶级的号召力大大增强，中产阶级显然克服了两年前所显示出的犹豫心理，那次他们倒向了极右翼小派别，此次则几乎全部加入纳粹党选民的行列。年9月国会选举时支持小党派的选民中，有二分之一在19年7月转投纳粹党；年投票给民族党、人民党和国家党的选民中，有三分之一在19年7月投票给纳粹党。原先不投票者中的五分之一（尤其是女性选民），此次把选票投给了纳粹党。原先投票给社会民主党的选民中，甚至也有七分之一此次投票给纳粹党。纳粹党争取到的选民中，有0%是从小党派那里挖来的，其中包括许多在年和年投票给民族党的选民。甚至有一些共产党和天主教中央党的选民也转变了立场，但人数大致被那些转投这两党的原纳粹党抵消了。纳粹党吸引的依然主要是新教教徒，天主教选民中仅有14%支持它，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非天主教选民中有40%支持它。19年7月投票给纳粹党的选民中，有60%来自广义上的中产阶级，40%是赚取周薪的体力劳动者及其家眷，但是与从前一样，这些绝大多数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与劳工运动若即若离的人。纳粹党在各选区的得票数与失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仍像以前一样明显。纳粹党继续受到所有对社会感到不满的群体的支持，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大力支持；相对不太支持它的，是传统的产业工人阶级和天主教教区，尤其是在劳工运动或者天主教志愿者协会得到了强有力的经济和制度支持的地区。地图14纳粹党在19年7月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尽管19年7月的选举使纳粹党在国会里席位大增，但该党的领导层依然感到有些失望。在他们看来，这个结果的关键之处不是纳粹党得票比在前一次国会选举中更多，而是该党在7月的选举中并不比在同年月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以及4月的普鲁士州议会选举中表现得更好。因此，他们觉得纳粹党的得票数已达最后的峰值。特别是，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但该党在追求其首要目标，即拉走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的选票方面，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所以纳粹党没有像年9月胜选时那样欢欣鼓舞。戈培尔在日记中坦言自己的感受：“我们赢了一点点”，仅此而已。他的结论是：“照这样，我们不会赢得绝对多数。”因此，选举又为这种感觉平添了一种新的紧迫感，用戈培尔的话来说就是：“必须做点什么了。在野的时间结束了。现在就行动！”第二天他接着写道，夺权的时刻到了，并记录道，希特勒同意他的观点。否则，如果纳粹党坚持通过议会道路掌权，那么其选举实力的停滞状态会让人觉得它可能开始控制不住局面了。然而，希特勒拒绝进入由其他政党领导的联合政府，他确实有资格那样做，因为他的党此时掌握着有史以来德国国会中一党所占的最多席位。因此，选举刚结束，希特勒就坚持只能以总理身份进入政府。唯有坐上这个位置，他才可以在追随者中间保持其领袖魅力的神秘感。与内阁中的从属职位不同，总理职位还能给予希特勒有利的机会，利用归他调遣的全部官方力量，把国家的政体由内阁制转变为独裁制。二19年8月初发生的一件事，生动地展示了可以怎样使用那些官方力量。帕彭试图控制局面，于7月9日下令禁止举行公共政治集会。禁令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剥夺了积极分子们释放灼热的政治激情的合法渠道，结果进一步刺激了街头暴力。因此在8月9日，帕彭又颁布一项紧急总统令，宣布对任何因愤怒或仇恨而在政治斗争中杀死对手的人可以适用死刑。他颁布此令的意图是将之主要施用于共产党。然而在第二天凌晨，一群醉酒的褐衫军带着橡皮棍、手枪和折断的台球杆，闯入上西里西亚的村庄波滕帕（Potempa）的一个农场，袭击了支持共产党的村民康拉德·皮徂赫（KonradPietzuch）。褐衫军用台球杆抽他的脸，打得他失去知觉倒在地上，又用靴子狠踢他，最后用左轮手枪结果了他的性命。皮徂赫是波兰人，因此使这件事既成为一起政治事件也是一起种族事件，而且其中几个褐衫军成员与他有私仇。这显然是总统令的条款所界定的政治谋杀，其中5名褐衫军成员被逮捕和审理，在附近的小镇博伊滕（Beuthen）Ⅳ被判处死刑。裁决刚一宣布，身穿褐衫的纳粹冲锋队就在博伊滕的街上横冲直撞，打砸犹太人的商店，捣毁自由派和左翼的报馆。希特勒私下里和在公开场合都谴责“这个凶残血腥的裁决”的不公正，赫尔曼·戈林给这几位死刑犯发出公开的声援信，“对施加于你们的恐怖判决感到无尽的痛苦和愤怒”。希特勒、帕彭和兴登堡正在谈判关于纳粹党加入政府的事宜，此时谋杀案成为其中的一个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总统兴登堡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接受希特勒当总理，因为任命一个由胜选政党的党魁来领导的内阁，看起来太像是回归议会制度了。况且此时他还对波滕帕谋杀案感到震惊。兴登堡在19年8月1日居高临下地告诉希特勒：“我毫不怀疑你对祖国的热爱。”但接着又说，“对于可能发生的恐怖和暴力行为，比如冲锋队员所干的那种令人遗憾的事情，我会尽我所能从严处理。”帕彭也不愿意让希特勒领导内阁。谈判破裂之后，希特勒宣布：日耳曼种族的同志们！你们当中任何一位志在为民族的荣誉和自由而奋斗的人，都会理解我为什么要拒绝进入本届政府。冯·帕彭先生的法官最终也许将判处数千名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死刑。你们有没有想到，他们可能还会把我的名字列入这个盲目挑衅的行动、这个向全体人民发出的挑战？正人君子们被误导了！冯·帕彭先生，现在我知道你那沾满血污的“客观立场”指的是什么了！我希望一个民族主义的德国取得胜利，我希望消灭马克思主义破坏者和腐败分子。我不适合充当绞杀德国人民的民族主义自由战士的刽子手。希特勒对冲锋队员的野蛮暴力的支持再清楚不过了。他的态度镇住了帕彭，帕彭根本没打算把总统令施用于纳粹党，于是在9月日改判那几位死刑犯为终身监禁，希望以此安抚纳粹领袖。事件发生后不久，由于担心再次被取缔，希特勒命令褐衫军休假两星期。其实他的担心是多余的。然而，7月胜选之后嗅到权力味道的纳粹党对于党魁未能入阁感到失望之极。与希特勒谈判的破裂也使帕彭和兴登堡陷入麻烦：本届政府的合法性难以得到民众的认同。摧毁议会制度的时刻似乎已经来临，但是他们要怎样实现呢？在兴登堡的支持下，帕彭决定，一俟国会召开会议，就解散它。然后他就可以通过总统令的形式行使——确切地说是滥用——专制权，宣布不再进行选举。但是，当国会终于在9月召开会议时，赫尔曼·戈林按照惯例，作为国会中第一大党的代表主持会议。在乱哄哄的会场上，他故意不理睬帕彭宣布解散国会的提议，而是同意讨论共产党的动议——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动议得到51位议员的支持，仅有4位投了反对票，5位弃权。投票结果使帕彭废除选举的计划落空了，这令他颜面扫地，也相当生动地显示出他在国内缺乏支持。帕彭政府别无选择，只好遵照宪法，要求在11月进行新一届国会的选举。帕彭的策略激怒了希特勒，他在新的选战中对政府发动了猛烈抨击。希特勒宣称，一个由贵族反动派组成的内阁，永远无法得到像他本人这样的人民之子的合作。纳粹报刊吹嘘说，“领袖”在德国各州的造势活动又一次高奏凯歌。然而关于希特勒的演讲听众云集、反响热烈的吹嘘之辞，掩盖不住这样的事实，至少瞒不过纳粹领导层：希特勒这回发表演讲的会议厅，许多都是半空的，这年搞的许多活动导致该党已无财力维持上一次选举时的那种宣传力度。此外，希特勒抨击帕彭时所使用的民粹主义话语吓坏了中产阶级选民，他们觉得纳粹党的“社会主义”特性又出现了。在竞选的准备阶段，纳粹党与共产党并肩参加了愤怒的柏林运输工人举行的一次罢工，这不但无助于改善纳粹党在柏林工人阶级眼中的形象——尽管这一直是戈培尔的目标，而且引起了乡村选民的反感，也遭到一些中产阶级选民的排斥。纳粹党曾经令人耳目一新的宣传方式，此时已经人人熟知。戈培尔的锦囊已经掏空，再也没有能打动选民的妙计了。纳粹领导层十分沮丧，听天由命地等着在投票日那天看到选票严重流失。路易丝·佐尔米茨（LouiseSolmitz）的日记传神地表达了大多数信奉新教的中产阶级人士的情绪。佐尔米茨生于年，居住在汉堡，当过教师，嫁给了一位退伍军官，长久以来一直是兴登堡和胡根贝格的崇拜者，她以典型的新教教徒的心态，鄙夷地把布吕宁看作“小气的耶稣会士”，还经常在日记中抱怨纳粹的暴力行为。然而19年4月，她到汉堡郊区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去听希特勒演讲，在现场气氛和来自社会各界的群众的感染下，在演讲的鼓动下，她心潮澎湃。“令人深受感染的希特勒精神，”她写道，“是德意志的精神，是正义的。”不久，她家所交往的中产阶级友人全都支持希特勒了，在7月份，他们无疑都把选票投给了他。然而，国会开会时戈林对待国会的漫不经心态度，以及11月选战期间纳粹党的左倾立场，都使他们心生反感。他们此时较为倾向于帕彭，但对他并不十分热情，因为帕彭是天主教徒。她的一位退伍军人老友说：“我两次投票给希特勒，可是以后不会了。”另一位熟人说：“希特勒真糟糕，我不会再支持他了。”路易丝·佐尔米茨认为，希特勒因为支持柏林运输工人的罢工而损失了数千张选票。她悲观地得出结论，希特勒所关心的并不是德国，而是权力。她问道：“希特勒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我们愿意接受的未来，然后又抛弃了我们。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11月，佐尔米茨一家把选票投给了民族党。面对这种失望情绪，纳粹党在选举中成绩糟糕也就不足为奇了。11月选举的投票率远低于7月那次。计票结果显示，纳粹党的选票大幅下降，从万张降至万张，议席从0席降至席。纳粹党仍是遥遥领先的第一大党，但它此时的席位少于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席位数的总和。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称，“希特勒在走下坡路”。“我们遭受了挫折，”约瑟夫·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与之相反，政府在选举中有所收获。民族党的议席从7席增至51席，人民党从7席增至11席。投票给它们的选民中，有许多曾短暂地转向纳粹党，此时重新支持他们。但这些数字依然少得可怜，差不多是两党在年全盛时期得票数的三分之一。国家党（即原先的民主党）运气不佳，依然呈现颓势，议席从4席降至席。社会民主党又失去了1席，降至11席，是年以来所获得的最少席位数。另一方面，仍为第三大党的共产党进一步提高了地位，又赢得11席，总共占席，落后于社会民主党并不太远。对许多德国中产阶级人士来说，共产党的表现高效得让人害怕，他们担心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发生共产主义革命。中央党也略呈颓势，从75席降至70席，有些选票流向了纳粹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即从中央党分裂出去的巴伐利亚派，也是如此。总体而言，国会甚至比从前更加难以控制。此时，位共产党议员与位纳粹党议员在国会内交锋，双方都打算摧毁他们所痛恨和鄙视的议会制度。政府在选战期间痛骂过它们，结果导致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敌视帕彭。帕彭完全未能扳回9月1日在国会受到的羞辱。在新一届国会中，他所面对的局面依然是绝大多数议员都反对他的内阁。帕彭想要快刀斩乱麻——取缔纳粹党和共产党，并且动用军队实行总统专制政体，完全绕开国会。然而这个设想并不务实，因为此时他已失去军方和高层军官的信任，这是致命的不利因素。这年年初，军方高层迫使威廉·格勒纳将军辞去国防部长之职，原因是认为他与魏玛共和国及其机构折中妥协的做法已不再适应新形势。他的继任者是立场与军方高层比较合拍的施莱谢尔。让施莱谢尔气愤的是，总理帕彭竟敢自作主张制定建立专制政权的计划，而没有对那个当初大费周章扶他上台的人——也就是施莱谢尔本人——言听计从。况且帕彭显然未能实现施莱谢尔和军方一直谋求的目标——拉拢主要由纳粹党和中央党构成的国会多数派。因此，采取新方案的时候到了。施莱谢尔平静地通知帕彭，军方不愿意冒爆发内战的风险，将不再支持他。内阁表示同意；而且由于街头暴力无法控制，也毫无办法防止它继续升级，于是帕彭被迫宣布辞职。地图15纳粹党在19年11月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三接下来是两个星期的复杂谈判，由兴登堡及其亲信主导。到此时，宪法实质上已恢复到俾斯麦帝国的宪法，规定政府由国家元首任命，无需征询国会多数派或者各级立法机构的意见。国会作为一个政治要素被完全排挤到边缘。实际上，它已被弃用，甚至无需它来批准法律的通过。但它依然可能引起麻烦，因为任何一届政府在试图朝着专制方向修改宪法时，如果得不到国会中多数派的支持，就不具备合法性，就要冒挑起内战的重大风险。因此，寻求国会支持的努力仍在继续。由于纳粹党不肯合作，施莱谢尔只好在1月日亲自出任总理，他的内阁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前途暗淡的。兴登堡喜欢并且信任帕彭，认同帕彭的许多观点，因此憎恨把帕彭搞下台的施莱谢尔。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对施莱谢尔的恨意不如对帕彭那样强烈，施莱谢尔在上台后的几个星期里避免重复帕彭的专制论调，从而赢得了喘息之机。他依然期待纳粹党能够回心转意。纳粹党已因11月选举而开始走下坡路，对于以后何去何从产生了分歧。此外，1月初在图林根州举行的地方选举中，纳粹党的得票率比在7月份全国选举时的高峰暴跌了大约40%。而且一年来的奋力拉票，几乎耗尽了该党的财力。形势似乎对施莱谢尔越来越有利。希特勒拒绝加入联合政府，除非由他担任总理，这种做法此时在纳粹党内部引起了批评。带头批评的，是该党的组织部长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他十分清楚纳粹党的险恶处境，越来越觉得希特勒削弱了过去几年里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党组织，于是开始一边结交大企业，以便为党募集资金，一边拉拢工会，以便说服它们加入一个拥有广泛基础的全国联盟。然而，以约瑟夫·戈培尔为首的施特拉塞尔在纳粹领导层中的敌人意识到他的意图后，开始暗中谋划，指责他蓄意阻挠党的夺权努力。施莱谢尔为了向希特勒施加压力、推动他加入内阁，开始单独与施特拉塞尔谈判，讨论希特勒在政府中可以担任什么职务。在此紧要关头，希特勒依然固执地认为，除非由他出任总理，否则纳粹党不应该加入任何一届政府。施特拉塞尔与希特勒进行了一次艰难的会谈，他徒劳地解释了自己的观点。再次遭到回绝之后，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施特拉塞尔一气之下于1月8日辞去党内一切职务。希特勒迅速采取行动防止纳粹党分裂，开除了前党内二号人物施特拉塞尔的高调支持者，亲自劝说那些摇摆不定的人。希特勒短时间内在全国做了旋风式巡回演讲，说服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相信他的立场是正确的，其方法是把施特拉塞尔定性为叛徒，颇像斯大林在大约同一时期的苏联把托洛茨基定性为叛徒的做法。分裂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希特勒和戈培尔当然对此极其重视。但这是基于权术考量，而不是基于原则问题。施特拉塞尔与希特勒对于未来的构想并无不同，前者的思想立场与他的领袖非常相像。在年完全驱逐他的弟弟奥托时，他全力支持。奥托的观点确实偏离了党的主流，过于左倾。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在19年1月也没有做出任何抗争。假如他为自己的观点宣传，极有可能会带走相当大一部分党员，从而使该党受到致命破坏。但他没有这样做。辞职后施特拉塞尔立即前往意大利度假，尽管并未真正被开除出党，但他没有再插手党内事务，实际上退出了政治生活。希特勒自己兼任党的组织部长，解散了施特拉塞尔为纳粹党建立的集权式管理结构，以防大权旁落。党内危机过去了。希特勒和纳粹党领导层可以松口气了。施莱谢尔未能争取到纳粹党，此事将被证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诚然，从表面上看，他的前途在年初的时候似乎不算太糟。纳粹党在走下坡路，1月15日在小州利珀（Lippe）的地区选举中赢得9.5%的选票，但是就连这次成功表现也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当地选民总数仅有10万。大规模的宣传努力和空前密集的造势活动，依然未能使纳粹党的得票数比在19年7月选举时有所增加。希特勒和戈培尔把这个结果吹嘘为一场胜利，借此振作纳粹党低落的士气、坚定党的决心，然而政坛的多数领军人物对于内情相当清楚。在其他方面，纳粹党似乎也在衰落。例如在学生会的选举中，该党的得票率从19年的48%降至19年初的4%。同时，世界经济形势终于开始好转，大萧条似乎将要触底回升，施莱谢尔看到了18个月前德国脱离金本位制所带来的契机，正在筹划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项目，通过设立国家公共建设项目缓解失业。这对纳粹党来说不是个好兆头，因为它的崛起和选举优势，主要是大萧条的产物。纳粹党在地区选举中的得票率也已到顶，这是尽人皆知的。然而纳粹党的衰落和经济的复苏，要等到至少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才有可能成为重要因素。施莱谢尔没有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可用，他只有几个星期。在兴登堡及其幕僚，尤其是他的儿子奥斯卡、国务秘书迈斯纳和前总理弗朗茨·冯·帕彭看来，此时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拉拢纳粹党入阁，以此控制它，纳粹党最近的损失和分裂似乎为他们提供了推进此事的有利时机。但如果纳粹党继续走下坡路，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随着经济复苏，似乎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老牌政党恢复元气，议会制政府回归，内阁中甚至可能包括社会民主党。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同样担心出现这种局面。施莱谢尔的一些经济计划，包括可能实行钢铁企业国有化，以及在1月正式废除帕彭在9月份实行的削减工资和福利的措施，还引起了企业界人士的忧虑，他们的利益是帕彭、兴登堡和胡根贝格所重视的。施莱谢尔提议在东艾尔比亚（EastElbia）实行土地改革，把破产容克的土地分给农民，这导致拥有地产的兴登堡与他更加疏远。施莱谢尔自称既不赞成资本主义也不赞成社会主义，保守势力对此极其忧虑，他们开始围绕兴登堡结成同盟，以扳倒施莱谢尔为目标。地图16地区选举得票率，—19年这些密谋者取得了“钢盔”及其领导人弗朗茨·泽尔特和特奥多尔·杜斯特伯格的支持，他们计划罢免施莱谢尔，换一个更合乎他们心意的人当总理。50多万人的“钢盔”是一支潜在的难以对付的战斗力量。但它存在严重的内部分歧，其领导人泽尔特与杜斯特伯格之间剑拔弩张，而且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无法决定是应该与纳粹党还是与保守派共命运。他们承诺要“超越党派”，本来是以此作为团结的口号，但这实际上却一直是内部纷争的根源。在此形势下，“钢盔”这个退伍兵组织中的许多资深人士迫切要求恢复福利活动、军事训练、派驻大量民兵“保卫”德国的东部边界，其中有些要求得到了满足。“钢盔”认为自己首先是一支预备役部队，必要时将被征召去扩充正规军，由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正规军的员额仅为“钢盔”的五分之一。杜斯特伯格在总统选举中的糟糕表现，让许多人觉得他的明智选择是退出政治战场。其普鲁士军官的背景让他不信任纳粹党人，认为他们过于粗俗、混乱，不值得共事。但杜斯特伯格自身地位不稳，因为有人透露说他有犹太人血统，这让许多“钢盔”成员大为震惊。因此，在19年初以“钢盔”的名义参与密谋罢免施莱谢尔的，是泽尔特。尽管帕彭积极参与了阴谋，但他本人显然无意角逐总理之职，因为在此前的几个月里，除了兴登堡的亲信，几乎所有人都疏远了他，国内的民众也不支持他。手忙脚乱的谈判最终达成了一个方案：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由保守派内阁成员组成的多数派从旁监督。方案的实施似乎刻不容缓，因为有谣言说施莱谢尔正在与陆军总司令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KurtvonHammerstein）将军合作，策划一场反政变。施莱谢尔显然想要建立一个极权的统合型国家，以总统令的形式宣布废除国会，实行军管，全面镇压纳粹党以及共产党。“如果新政府没有在11点之前组建起来，”帕彭在1月0日告诉兴登堡和“钢盔”领导层，“军队就会出动。施莱谢尔和哈默施泰因领导的军事独裁即将来临。”谣言之所以迅速流传，是因为政界都知道，施莱谢尔未能取得国会的支持，他别无选择，只能请求总统授予他范围广泛的、实际上超越宪法的权力，用以化解危机。当他向兴登堡提出这个请求时，高龄的总统及其亲信把此事看作摆脱这个讨厌的、不值得信任的阴谋家的机会，于是断然拒绝。有些人料想，施莱谢尔遭到回绝后，将会和军方一起，干脆靠自己的力量直接夺权。但施莱谢尔和军方只考虑过假如帕彭重新出任总理就发动政变，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帕彭的任命很可能会引发内战。施莱谢尔亟欲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此时他把希特勒出任总理看作一个受军方欢迎的解决方案。“如果希特勒打算在德国建立独裁体制，”他自信地说，“那么军方将是独裁体制内部的独裁集团。”由于总统拒绝授予他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统治权，施莱谢尔别无选择，只好提出辞职。围绕兴登堡的圈子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谈判，打算任命希特勒接替施莱谢尔。最终，在19年1月0日上午11点半左右，希特勒宣誓就任德国总理。在他所领导的政府中，帕彭及其保守派同僚属于多数派。实力大减的民族党中的激进派加入政府，其中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接管经济部和粮食及农业部。已在帕彭和施莱谢尔两任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的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男爵（KonstantinFreiherrvonNeurath）留任，卢茨·格拉夫·什未林·冯·克罗西克（LutzGrafSchwerinvonKrosigk）也留任财政部长，稍后，民族党的弗朗茨·居特纳留任司法部长。陆军部由维尔纳·冯·勃洛姆堡（WernervonBlomberg）接管。弗朗茨·泽尔特代表“钢盔”执掌劳工部。仅有两个政府要职归纳粹党，但这两个都是关键职位，是希特勒在谈判中所坚持的交换条件：内政部由威廉·弗里克（WilhelmFrick）执掌，总理之职由希特勒担任。赫尔曼·戈林被任命为帝国不管部部长（ReichMinisterWithoutPortfolio）以及普鲁士州内政部代理部长（ActingPrussianMinisteroftheInterior），这个职位使他得以直接控制德国大部分地区的警察。因此纳粹党人能够全面操纵国内的法律与秩序，让形势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只要他们行事有一点点技巧，就可以很快为褐衫军扫清道路，使之能够发动全新水平的暴力行动，在街头打击对手。弗朗茨·冯·帕彭成了副总理，并且作为帝国行政长官继续管理普鲁士州，名义上是戈林的上司。希特勒和纳粹党徒粗俗、没文化、缺乏执政经验，他们的周围尽是帕彭的朋友，总统兴登堡又对帕彭言听计从，因此帕彭认为，控制他们必然易如反掌。当一位心存疑虑的同僚表示担心时，帕彭自负地对他说：“你错了。我们已经把他收归我们所用了。”帕彭自信地告诉一位忧心忡忡的保守派熟人：“两个月之内，我们就能把希特勒逼到墙角，逼得他只会尖叫。”1.矗立在汉堡的俾斯麦纪念塔，揭幕于6年，用仿中世纪的艺术风格表达了这样的期许：德国将在一位新的民族领袖治下恢复往昔的荣耀。.年寄自“法兰克福唯一一家不许犹太人入住的饭店”的反犹明信片。这种态度是年代的新现象。.（左页上图）胜利的希望：德军于4年在比利时境内满怀信心地推进。4.（左页中图）战败的现实：8年8月在亚眠战役（BattleofAmiens）中被协约国俘获的德国战俘。5.（左页下图）必须付出的代价：因履行9年《凡尔赛和约》而废弃的德国战斗机的骨架。6.陷入混乱：9年1月“斯巴达克同盟暴动”期间柏林街头的一场战斗。7.右翼的报复：9年5月血腥镇压慕尼黑苏维埃（MunichSoviet）之后，担任行刑队队长的一位自由军团中尉拍摄的他手下的非正规军与他们将要处决的“赤卫队员”（RedGuardist）。8.德国一份讽刺杂志上的种族主义漫画，醒目地列出19年法国占领鲁尔区期间据说法军所犯凶杀、抢劫和性侵案件的数量。9.19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这么多千元面额的马克只值一美元！”10.年战争赔款的决算表：一份讽刺杂志说，《凡尔赛和约》强加给德国的财政负担造成的经济困难导致名德国人自杀。11.咆哮的二十年代：画家奥托·迪克斯对—年德国社会的痛苦观感；退伍军人被排挤到社会边缘，而放荡女子和她们的客人却在爵士乐舞会上纵情享乐。1.啤酒馆暴动：19年11月，武装的冲锋队员在慕尼黑市政厅外等待纳粹党接管权力，但他们空等了一场。1.年，希特勒与友人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休闲，他没有喝酒。最左是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14.年希特勒在魏玛领导的一次街头游行，冲锋队在前面开路。他左方没戴帽子的是鲁道夫·赫斯，紧跟在他身后的是海因里希·希姆莱。15.入神的面孔：年在一次露天集会上聆听演讲的冲锋队员。16.共产主义威胁：就像19年选战期间在汉堡的这个贫民区一样，犯罪、贫困和极左翼使命感往往结合在一起，令中产阶级选民感到害怕。17.布吕宁的制服禁令（年1月）徒劳无功：褐衫军换上了白衬衫，效果依旧。18.年的一张和平主义海报提醒人们，“投票给右翼政党，无异于投票支持发动战争”，纳粹主义只会导致死亡与毁灭。并且诘问道：“德国人，你要再次被他抓在手心吗？”19.暴力的视觉形象：纳粹党于年率先采用，其他政党在后来的选举中效仿。(a)“摧毁世界之敌，国际巨额融资银行”——纳粹党的竞选海报，年。(b)“终结这个制度！”——共产党的竞选海报，19年。(c)“为名单1号扫清道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用胳膊肘挤开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年。(d)“反对内战和通货膨胀”——人民党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这例一厢情愿的形象出现于19年。0.年9月摆在选民面前的选择。各党的目标是妇女、福利申请人、年轻人以及其他特定的社会群体。1.“第三帝国的先兆”。年1月，一张社会民主党的海报提醒人们警惕纳粹的暴力活动。一个身穿褐衫制服的骷髅在墙上潦草地写下“德国，醒来吧！”、画上卐字符之后，用手枪杀死了一个对手，扬长而去。.（上图）淹没对手的声音：19年月选战期间，纳粹党用扩音喇叭高喊“希特勒万岁！”.（下图）纳粹党的体面样子：19年1月被任命为总理后不久，希特勒身穿正装接见商界领袖。4.街头的现实：19年春被冲锋队以“辅警”身份逮捕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等待他们的命运是进入褐衫军的刑讯室。5.19年的第一批集中营：到达奥拉宁堡集中营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登记。6.《集中营里高贵的共产党员》：纳粹党对集中营进行广泛宣传，但试图树立正面形象。19年5月14日这组漫画所展现的是，“逮捕”之后是“洗澡”、“剪头发和胡须”（“剪”在德文中与“割礼”是同一个词）、放风和拍照。在现代派艺术家和种族主义作家经常出没的柏林“罗马咖啡馆”和“自大狂咖啡馆”，画中的犹太常客痛惜他们的朋友在6个星期里的脱胎换骨：“这可怜的人肯定吃尽了苦头！”7.希特勒的文化革命：“德国的雕塑家”用一群争吵的侏儒塑造出一个新的德国巨人，它随时准备主宰世界。8.流亡者：纳粹的讽刺刊物《荨麻》（TheNettle）把德国顶尖作家和知识分子的逃离描绘成德意志民族的胜利。托马斯·曼奏响了手摇风琴，其他人（多数是犹太人）随着他的乐曲偷偷溜走。这些被丑化的人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和卡尔·马克思。“走了，就别想回来。”9.“打倒非日耳曼精神”：纳粹学生于19年5月10日在柏林大学外焚烧犹太人和左翼人士的著作。0.“日耳曼人！捍卫你们自己！不要买犹太人的东西！”19年4月1日抵制行动期间，冲锋队员在一家犹太商店的橱窗上贴标签，顾客在旁观。1.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连续性：一张19年的明信片，画面上连成一排的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theGreat）到俾斯麦再到希特勒。注释Ⅰ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俄罗斯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Ⅱ德国米歇尔，代表德国普通人的形象，通常被描绘为戴睡帽、穿睡衣的随和模样。Ⅲ彩虹联盟（rainbowcoalition），由不同团体组成的政治同盟，通常包括小党派和边缘团体。Ⅳ今波兰贝托姆，曾是犹太人社区。——编注第五章建立第三帝国第一节恐怖开始了一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绝非寻常的内阁更迭。这种不同寻常立刻在19年1月0日的火炬游行中清晰显示出来。游行是戈培尔组织褐衫军、“钢盔”和党卫队在柏林市内举行的，从晚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半夜。一家支持纳粹党的报纸无比激动地报道说，游行人数达70万。这个数字相当荒诞，较为可信的是另一家报纸的报道，它以赞赏的口吻将游行描述为“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参加者包括1.8万名褐衫军和党卫队、名“钢盔”成员和4万名穿便装的平民，共计6.1万人。第三个数据来自一个持敌对立场的信息源，据它估算，穿制服的游行者不超过万人。好奇的人群沿街驻足，观看游行。准军事组织成员走过时，许多人发出欢呼。这壮观的景象在此后几年里频频上演，被戈培尔编排得炉火纯青。在柏林街头观看游行时，青年汉斯—约阿希姆·赫尔登布兰德（Hans-JoachimHeldenbrand）所站的位置，刚好是褐衫军换火炬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把忽明忽暗的火把换成刚点燃的新火把。他整晚看着那些换火把的人，渐渐注意到同一批面孔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他面前。“瞧，”父亲对他说，“看见这骗人的花招了吧。他们一圈又一圈不停地游行，让人以为他们有十几万人。”身穿制服的准军事组织纵队游行经过时，上了年纪的兴登堡走到官邸二楼的窗前接受敬礼。为了展示民族党和纳粹党在新政府中的相应地位，戈培尔安排褐衫军走在队伍的前头，“钢盔”跟在他们的后面。兴登堡笔直地站了几个小时之后，开始走神，心思游荡回了一战初期的辉煌岁月。他的一位随从后来告诉英国作家约翰·惠勒—本内特（JohnWheeler-Bennett）：褐衫军脚步凌乱地走过，后面跟着上过战场、头发灰白的“钢盔”队伍，他们步调一致、天生纪律严明。老元帅在窗前看着他们，如在梦中，站在身后的人见他扭过头来，像从前那样粗声吼道：“鲁登道夫，你的兵走得多神气啊，还捉了这么多俘虏！”不管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兴登堡被民族党报刊描述为这场欢庆活动的核心人物，这场游行被说成是“兴登堡接受他的人民的致敬”。警方也参与其中，护卫并且实际上加入了这场大欢庆，他们用探照灯朝总统所站的窗前打了一束光，以便人人都看得见他向欢呼的游行者致意。到处是黑白红旗。在广播中，赫尔曼·戈林把人群比作聚在一起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民众。他说：“这气氛只有4年8月时能与之相提并论，当时也是整个国家挺身捍卫它所拥有的一切。”“过去14年来的屈辱”被一扫而空，4年的精神得以重振。这些看法每一位民族党人都会同意。正如一家民族党报纸所言，德国正在见证“第二次八月奇迹”。几天后，在街头的人群中观看游行的路易丝·佐尔米茨做了同样的比较：“像4年一样，人人因为希特勒的缘故而互相拥抱，不饮而醉。”当时她或许没有想起，4年精神预示着战争：全民动员是发动武装冲突的基础，压制国内异见是发动国际侵略的准备。而这正是纳粹党此时的目标，戈林的声明已经做了暗示。从1月0日开始，德国社会将以最快的速度被置于永久备战状态。戈培尔对庆祝活动感到欢欣鼓舞。尽管他在新内阁中尚无正式职务，但已经能够组织国家广播电台进行现场解说。效果超出了他的预期：盛大的庆典。万众欢腾……火炬来了。从7点开始。望不到尽头。直到10点。到达皇宫。然后到达总理官邸。直到1点。没有尽头。上百万民众在行进。老人家向经过的游行队伍还礼。希特勒站在隔壁房间的窗前。觉醒了！民众自发地涌来。数不胜数。不断有新的群众加入。希特勒欢欣鼓舞。他的人民在向他欢呼……激情洋溢。准备竞选。最后的选举。我们将轻松取胜。身穿制服的纵队继续游行，交替合唱着国歌和《霍斯特·韦塞尔之歌》（HorstWesselSong），穿过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Gate），从一座座政府大楼前走过。许多人不由自主地参与了热情洋溢的游行活动。随后的几个晚上，柏林以外的许多城镇也上演了火炬游行。在柏林，1月1日下午，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学生同盟举行了自己的游行，游行队伍最后停在证券交易所（一家右翼报纸称之为“德国犹太人的‘麦加’”）门前，学生们冲着从里面出来的股票经纪人大喊“犹大去死吧！”月6日在汉堡观看另一场火炬游行时，路易丝·佐尔米茨“沉醉在热烈的气氛中，火炬的光正照在脸上，晃得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四周烟雾缭绕，我们宛如置身芬芳的香云之中”。像许多体面的资产阶级家庭一样，佐尔米茨带着孩子们去观看这非凡的景象：“到目前为止，他们对政治的印象实在糟透了，所以现在应该让他们对国族有一个真正深刻的印象，就像我们曾经那样，并且铭记在心。他们也确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写道，从晚上10点之后，两万名褐衫军如海浪般一个接一个涌过，在火炬的照耀下，他们的脸上热情洋溢。“向我们的领袖，我们的总理阿道夫·希特勒，致以三倍的敬意！”他们高喊“共和国是狗屎”……我们旁边有个三岁的男孩一次又一次举起小手：“希特勒万岁，希特勒男子汉万岁！”有时人们还大喊“杀死犹太人”，高喊说要让犹太人的血从他们的刀下喷涌而出。“当时谁会把这些话当真呢？”她后来又在日记里写道。1月0日，少女梅利塔·马施曼被保守派的父母带去观看火炬游行，那景象在多年之后依然历历在目，她记住的不仅是热烈的气氛，还有与游行相伴的暴力和攻击性所显露的威胁意味，包括飒沓的脚步声，黑压压一片的红黑旗，摇曳映照在人们脸上的火炬之光，以及让人一听就热血沸腾的歌曲旋律。看了几个小时，纵队不断走过。我们一次又一次在其中看到成群与我们年龄相仿的男孩和女孩……突然有人从游行队伍中跳出来，袭击了站在离我们仅几步远处的一个男人，也许因为他说了句有敌意的话。我看见他倒在地上，血顺着脸颊流下来，我听见他大声喊叫。爸妈赶紧拉着我们离开斗殴现场，但我们还是看到了那个流着血的人。我好多天都忘不掉他的样子。这一幕在我心中激起的恐惧，还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醉人的喜悦。“我们愿意为旗帜捐躯。”举着火炬的人们唱道……对他们来说，旗帜生死攸关，我情不自禁地强烈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想逃离自己那幼稚、狭小的人生，我想归属某个伟大的、重要的事业。在这些体面的中产阶级看来，伴随着游行的暴力似乎是偶发的，并非特别有威胁性。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希特勒的任命已经预示了灾难。外国记者团从帝国新闻处（ReichPressOffice）的窗户观察了游行队伍经过，有人听到一位记者说，他们正在观看的游行，与11年前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夺权那次一样，这是“德国版的进军罗马”。尤其是共产党人，他们知道希特勒政府很可能会强硬打压他们的活动。1月0日晚间，右翼媒体已经在呼吁取缔共产党了，因为有人从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区的一座房子里朝手持火炬的冲锋队游行队伍开枪，造成一位警察和一位褐衫军成员死亡。《红旗报》被取缔，报纸被没收，在施潘道（Spandau）区爆发的纳粹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一场枪战中，警察逮捕了60多人。类似的冲突，虽然场面没那么火爆，也发生在杜塞尔多夫、哈雷（Halle）、汉堡和曼海姆（Mannheim）市，在其他地方，警方立即禁止共产党举行任何示威活动。在阿尔托纳、开姆尼茨（Chemnitz）、明谢贝格（Müncheberg）、慕尼黑和沃尔姆斯（Worms）市，以及柏林工人阶级聚居的各个区，共产党公开举行反对新内阁的示威活动。据报道，有5名工人参加了在魏森费尔斯（Weissenfels）市反对新内阁的游行，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但规模较小的游行。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在符腾堡州的小镇默辛根（M?ssingen）举行的总罢工，默辛根将近三分之一的选民在19年的选举中投票给了共产党。在不足4人的总人口中，多达人走上街头反对新政府，这座小型工业中心的居民很快看清了现实：警察介入进来，开始逮捕那些被认定为头目的人，最终逮捕了80多位参加者，其中71人后来被裁定犯有叛国罪。指挥这次警察行动的，是符腾堡州天主教保守派政府的部长会议主席欧根·博尔茨，他显然害怕共产党举行全国暴动。在很多年后回顾这些活动时，一位参与者自豪地说，假如其他地方的人都以默辛根为榜样，纳粹党就绝不可能成功。另一位参与者以同样自豪的心情，带着可以理解的夸张语气说：“除了这里，其他地方毫无动静。”在许多城镇，各个劳工政党的基层党员做了大量工作，准备合作应对纳粹的威胁；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没有为采取更大规模的抗议措施而进行任何协调。尽管共产党确实立即敦促发动一场总罢工，但它明白，如果得不到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合作，那么发生罢工的概率就等于零，而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是不愿意在这方面被人操纵的。在共产国际看来，希特勒内阁的任命，表明垄断资本已经成功地拉拢了纳粹党，双方将合谋瓦解无产阶级的抵制行动，为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建立扫清道路。按照这种观点，内阁的关键人物就是工业界和大地产商的代理人胡根贝格，而希特勒只不过是他的工具。许多左翼社会民主党人都认同这个观点，包括该党最著名的国会议员之一库尔特·舒马赫（KurtSchumacher）。共产党还担心，“法西斯独裁政权”将意味着暴力镇压劳工运动、加重对工人的剥削、不顾后果地奔向“帝国主义战争”。到19年月1日，共产党报刊已经在报道，“一波取缔令将遍及全国”，“风暴将席卷德国”，“纳粹恐怖匪帮”将屠杀工人、捣毁工会办事处和共产党机关。更多的恐怖行动必将来临。其他人则不太确定新内阁意味着什么。过去几年里，那么多届政府、那么多任总理来而复往，因此许多人显然以为，新来者不会有什么不同，也会像前任一样短命。就连满怀热情的路易丝·佐尔米茨也在日记中写道：多棒的一届内阁啊！！！我们在7月时做梦也想不到呢。希特勒、胡根贝格、泽尔特、帕彭！！！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承载着一大部分我对德国的期望。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活力、德意志民族党的理性、不涉足政治的“钢盔”以及我们不曾忘记的帕彭。它美好得难以言表，我得赶紧在第一个不和谐音符奏响之前把这事记下来。许多从报纸上读到希特勒任命消息的人，肯定觉得褐衫军的兴高采烈太夸张了。新政府的主要特征无疑是保守派的人多势众，“钢盔”参加游行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位驻柏林的捷克外交官在日记里写道：“尽管以希特勒为首，但它既不是民族主义的，也不是革命的政府。它不是第三帝国，甚至连第二帝国半也算不上。”更不客气的危言来自法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AndréFran?ois-Poncet）。这位敏锐的外交官指出，保守派理所当然期待希特勒同意他们的计划，即“镇压左派，肃清官僚作风，普鲁士与帝国实现民族同化，重组军队，恢复兵役制度”。他注意到，他们把希特勒扶上总理之位是为了让他出丑，“他们自以为足智多谋，用引狼入羊圈的办法来摆脱狼”。二弗朗茨·冯·帕彭和他的朋友们以为希特勒已经就范，这种自鸣得意的感觉没能持续多长时间。纳粹党仅据有三个内阁职位，但希特勒作为帝国总理所拥有的职权却相当大。同样重要的是，纳粹党执掌着帝国内政部和普鲁士州内政部，这两个职位具有掌控法律与秩序的广泛权力。尤其是戈林在普鲁士州的职位，使他有权掌控德国大部分领土上的警力。作为帝国行政长官，帕彭也许名义上是戈林的上司，却难以插手维持秩序等内务部的日常事务。而且，在军方的要求下，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将军在希特勒就职的前一天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他对纳粹党的认同程度之深，是帕彭和兴登堡没有意识到的。勃洛姆堡是个精力旺盛、容易冲动的人，一战中作为制定作战计划的参谋人员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后来成为总参谋长。他是军方安插在政府中的重要人物，但他也容易受强烈印象的影响。访问苏联、视察德国在那里的军事设施时，他对红军的印象极其深刻，以至于曾认真考虑要加入共产党，完全无视这一决定的可怕政治含义。勃洛姆堡视野狭窄，仅局限于军事，几乎完全不懂政治，而任由希特勒那类人摆布。勃洛姆堡禁止军官加入纳粹党，小心地维护着军队的独立地位。他对希特勒忠心耿耿，因此纳粹党似乎没有必要从内部削弱军方。不过，该党必须确保军方不会干涉它此时正打算在国内发起的暴力行动。希特勒在19年月日向高级军官发表的讲话中，强调了他对军方中立立场的尊重。他承诺要恢复义务兵役制、消灭马克思主义、反对《凡尔赛和约》，从而赢得了军方的支持。在场的军官没有反对他所提出的令人陶醉的长远构想：入侵东欧，驱逐那里的数千万斯拉夫原住民，使东欧“日耳曼化”。军方的中立当然指的是它不加以干涉，希特勒特意叮嘱军官们，“国内斗争与你们无关”。在力促军方保持中立方面，希特勒又添了个帮手——在勃洛姆堡的提议下，瓦尔特·冯·赖歇瑙（WalthervonReichenau）上校被任命为勃洛姆堡的首席助手。赖歇瑙是位精力充沛、志向远大、功勋卓著的参谋官，他也是希特勒的崇拜者，与希特勒私交甚好。赖歇瑙与勃洛姆堡很快合力孤立了陆军总司令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哈默施泰因是位保守派贵族，从不掩饰对纳粹党的蔑视。19年月，哈默施泰因禁止军官邀请政客参加社交活动，试图用这个办法使军官与戈林等纳粹头目之间的联系减至最少。提到戈林时，除了叫他的绰号“疯子飞行员”，哈默施泰因总是优越感十足地用戈林加入纳粹党之前的实际军衔称他为“（退役的）上尉”。哈默施泰因是个真正的隐患，因为他直接向总统汇报。然而勃洛姆堡在短时间内就成功地限制了哈默施泰因，使他只能为军事事务去见兴登堡。19年4月4日，勃洛姆堡成为新成立的帝国国防委员会（ReichDefenceCouncil）委员，这个由希特勒担任主席的政治机构实际上绕开军方领导层，把军事决策权交到了希特勒和一小群主要部长的手中。上述步骤有效地使哈默施泰因及其支持者失去了实权。不管怎样，哈默施泰因过于心高气傲、过于不合群，也是不会参与重大政治阴谋的。施莱谢尔此时已被安全地排挤出局，因此无论是哈默施泰因，还是军方的其他领导人，在19年上半年都没有能力发动人们反对纳粹党。有弗里克和戈林掌舵，加之军方已被排挤到权力中心之外，因此纳粹暴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遏制。纳粹党随即趁势精心布局，发动了一场政治暴力和政治恐怖运动，其暴力与恐怖的程度前所未见。1月0日和1日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庆祝游行，已经展示了他们新增的信心以及在街头压制对手的实力。游行过程中还出现了暴力和反犹行为。随后，这些行为的发生迅速翻倍。成群结伙的冲锋队员开始袭击工会和共产党的办公场所以及著名左翼人士的住宅。月4日颁布的一项法令使他们如虎添翼，该法令规定，对于那些武装破坏和平或者从事叛国活动的人，可以拘留三个月。不言自明，该法令不会施用于希特勒的冲锋队员。戈林于月15日至17日以普鲁士州内政部长的身份命令普鲁士州警方，停止监视纳粹党以及隶属于它的准军事组织，并尽其所能为它们正在从事的活动提供支持，之后暴力强度大幅提高。月日，戈林又迈出一步，建立了一支由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成员组成的“辅警”部队，其中的“钢盔”成员显然指的是年轻团员而不是退伍兵。这给冲锋队员开了绿灯，使他们可以继续横冲直撞，丝毫不受本应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国家正规治安机构的真正干预。自帕彭政变以来，警察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已被清除，就在警察跟踪共产党人、驱散他们的示威活动的同时，新建立的辅警部队在警方的许可下，冲进共产党和工会的办公场所，销毁文件、强行赶走工作人员。暴力升级，首当其冲的无疑是共产党及其成员。他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已经处于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例如，普鲁士州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于年代初声称，如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秘密会议，那么在会议开始后几个小时内，政府就会收到密报。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都有警方密探活跃于其中。警方与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冲突频繁，其中有警员受伤，甚至是致命伤，导致警方展开各种侦查行动，包括搜查共产党机关。—19年抄获的文件中包含共产党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地址簿，因此警方对该党了如指掌。历经无数次与共产党的武装冲突，警方已将其视若寇仇，遂在1月0日之后把有关共产党的情报移交给新政府。纳粹政府毫不犹豫地使用了这些情报。纳粹党在19年月的后半个月里加大了镇压力度，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遭到几乎与共产党一样的重创。共产党一直被视为对公共秩序和私人财产的威胁，因此政府得以凭借中产阶级选民的这种共识来镇压共产党。共产党在选民中的支持率不断上升，19年初获得国会中的个席位，这种势头令许多人惊恐万分，担心如果共产党真的在德国取得政权，可能会复制俄罗斯在8—年的暴力行径。但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与之截然不同，毕竟这支政治力量多年来一直是魏玛共和国的中流砥柱。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占有11席，而纳粹党占席；社会民主党在多届政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多任德国总理和普鲁士州部长会议主席，以及共和国的首任国家元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都出自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长期拥有数百万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弃它转投纳粹党或共产党的人相对较少，而且它在不同时期都得到了许多德国人的支持，至少得到了他们的尊敬，尽管这种尊敬是勉强的、有条件的；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人数在年达到万以上。社会民主党及其准军事团体帝国国旗团的一些分队准备采取行动，有的负责筹措武器弹药，有的在1月0日和1日举行了示威。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领导人于1月1日在柏林召开会议，计划发动一场全国总罢工。然而就在各地组织翘首以待之时，总部的领导层却犹豫了，因为他们意识到，在国家深陷史上最严重的失业危机之际举行罢工，将会困难重重。工会担心，如果举行罢工，纳粹冲锋队将会占领工厂。况且社会民主党如何能够证明它用非法行动捍卫法律的做法具有正当性呢？19年1月0日，该党的党报《前进报》发表声明：“不同于本届政府及其暴动威胁，社会民主党以及整个钢铁前线在此郑重承诺，他们将坚定不移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并且不会首先采取行动背离这一原则。”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发生了几起孤立的行动。数千名社会民主党人于月7日在柏林的怡然园（PleasureGardens）举行了一次集会；在吕贝克市（Lübeck）一次短暂的全市总罢工之后，1.5万工人于月19日为当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尤利乌斯·莱贝尔（JuliusLeber）的获释举行了庆祝活动。但是社会民主党总部并没有发布抵制纳粹政府的总方针。由政府主导、针对社会民主党的恐怖行动一天比一天凶猛。到19年月初，在柏林的帝国内政部长、纳粹党人威廉·弗里克和普鲁士州内政部长赫尔曼·戈林的施压下，各级政府机构都已经开始查禁特定几期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社会民主党对此的反应是按照惯常的做法，在莱比锡的帝国法院提起诉讼，迫使弗里克和戈林允许这些报纸发行，这种策略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然而在月里，成群结伙的褐衫军开始驱散社会民主党的集会、殴打演讲人和听众。月4日，社会民主党人、曾任普鲁士州内政部长的阿尔贝特·格热辛斯基抱怨道：“我的好几次集会都被冲散了，现场有很多人身受重伤被抬走。”党的执行委员会做出的反应是，大幅减少集会次数以避免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1月0日之前警方多多少少还为集会提供的那种保护，在月份已经遵照内政部的命令完全取消。纳粹冲锋队员此时可以殴打和杀害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而免于惩罚。19年月5日发生了一起特别令人震惊的事件，一名年轻的纳粹党人枪杀了社会民主党的施塔斯富特市（Stassfurt）市长。几天后，社会民主党党报《前进报》因为谴责冲锋队员在艾斯莱本（Eisleben）的巷战中杀害了一位共产党人，而被柏林警察局长下令停刊一星期。19年7月0日帕彭政变后的几个月内，工人发动起义的机会变得微乎其微。社会民主党对布吕宁的消极支持以及对胡根贝格的积极支持，本来已在劳工运动中引发的那种无力感，此时又由于未能抵制帕彭而越发强烈。在兴登堡和泽尔特周围的保守派的鼓励下，警方和军方对右翼与左翼准军事组织之间的纷争不再袖手旁观，而是果断地选择支持前者。在这种形势下，劳工运动如果发动武装起义，无异于自杀。而且，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局部行动方案，有基层谈判以及在各个层级开展的正式和非正式手段，但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依然不准备联手为捍卫民主制度做最后一次努力。即使它们这样做了，在人数、武器和装备方面，二者加在一起也根本无望与军方、褐衫军、“钢盔”和党卫队相抗衡。假如试着发动起义，无疑会遭遇一年后维也纳起义工人那样的命运：年，为反对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建立“教权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权的那场政变，维也纳工人举行了起义，但装备精良、全副武装的社会主义者在几天之内就被奥地利军队击溃。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让工人流血，更何况是与共产党合作，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共产党将无情地利用暴力局势为它自己谋取利益。因此，在19年初的几个月里，社会民主党刻板地坚持采取合法手段，尽量不采取任何可能激怒纳粹党的行动，以免招来更加暴烈的攻击。三19年月，德国再次进入白热化的选战。各政党展开激烈竞逐，此次国会选举是希特勒于1月0日接受总理职位时提出的条件之一。投票日定在月5日。选战期间，希特勒在很多场合宣称，纳粹运动的主要敌人是“马克思主义”。“我绝不，绝不放弃消灭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只能有一个胜利者：要么是马克思主义，要么是德国人民！德意志将取得胜利！”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指的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19年初的氛围中，希特勒的挑衅性语言无异于在鼓励他的冲锋队员们滥用武力而无需顾及法律。然而，他的攻击目标远远不止左翼，还威胁到了魏玛民主制度的其他支持者，或者说是前支持者。他在19年月10日说，纳粹运动“绝不姑息任何有罪于国家之人”。“我再说一遍，”希特勒于月15日宣布，“我们将无情地与马克思主义做斗争，每一场与它结盟的运动都将随它一起彻底失败。”这番威胁出自他专门为痛斥符腾堡州行政长官欧根·博尔茨而在斯图加特发表的演说，因为博尔茨宣称德国的新一届政府是自由的敌人。希特勒抱怨道，纳粹党年代在符腾堡州遭到迫害时，当政的博尔茨不曾插手捍卫纳粹党的自由。希特勒接着说：那些14年来不曾提及我们的自由的人，今天也没有权利谈论自由。作为总理，我只需用一部法律来保护这个民族国家，正如他们当年制定了一部法律来保护共和国。到时他们将会明白，并不是每一个被他们称为自由的东西都配得上这个名字。事实证明，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一样，中央党并不太受纳粹党选举优势的影响，因此成了选战中的又一个主要恐吓目标。不久，中央党就开始像社会民主党一样感受到政府恐怖行动的冲击。月中旬，中央党已有0家报纸因批评新政府而被取缔；许多地方的公共集会被当局禁止；一批公务员和行政人员开始遭到解雇或停职，据悉都是中央党党员，包括奥伯豪森市（Oberhausen）警察局局长和普鲁士州内政部的一位部长级主任。海因里希·布吕宁为谴责这些解雇措施而发表的演说，引发了冲锋队员在威斯特伐利亚对中央党的选举集会发动暴力攻击。月日在克雷菲尔德（Krefeld）举行的中央党集会上，曾任帝国部长的亚当·施特格瓦尔德（AdamStegerwald）遭到褐衫军的痛殴。一家又一家地区级党报遭到取缔，有的报馆被横冲直撞的褐衫军捣毁。各地党的机关遭到突袭，大量竞选海报被没收，动手的不仅有冲锋队员，还有政治警察。面对这种形势，主教们祈祷和平，而中央党求诸宪法，并且号召选民投票支持恢复早已失去公信力的布吕宁政府——这是中央党政治破产的一个可悲迹象。希特勒表示他对这些事件感到忧虑，并且在中央党对这些事件提出强烈抗议之后，于月日宣称：“挑衅分子打着我党的幌子，正在试图败坏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名声，尤其是以扰乱和冲击中央党集会的方式。”他严肃地说，“我希望，全体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最大限度地遵守纪律，与这些图谋保持距离。在月5日必须打垮的敌人是马克思主义！”但与此同时，希特勒还威胁说，如果中央党在选举中支持“马克思主义”，那么就要“收拾中央党”。加上他在不到两星期之前对博尔茨的猛烈抨击，足以肯定暴力行动仍会继续。而且，就在褐衫军展开暴力助选活动之际，希特勒和纳粹头目们不经意间表示，即将到来的选举将是最后一次，无论结果如何，希特勒都不会辞去总理之职。19年10月17日，希特勒在公开讲话中宣布：“一旦掌握政权，我们就会紧抓不放，愿上帝保佑我们。我们绝不允许它从我们手中再被夺走。”他在19年月说，选举的结果将不会影响他的施政计划。“假如德国人民此刻抛弃了我们，我们也不会被吓住。我们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德国走向衰落。”在其他场合，希特勒比较谨慎但不足为信地宣布，他只需要4年时间来实施自己的政策，然后在年下一次国会选举的时候，德国人民可以对本届政府的优劣做出判断。在一片狂热吹捧的氛围中，希特勒于月10日在柏林体育宫（BerlinSportsPalace）向人山人海的听众发表长篇演说，概述了其施政计划。此时全部的政府资源尽归纳粹党调用，它用卐字旗和写有反马克思主义口号的横幅装饰大厅，用电台向全国播送希特勒的讲话。演讲开始前，国歌的合唱声、“万岁！”的呼喊声和热烈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希特勒走上讲台时达到高潮。就像他在职业生涯中经常做的那样，希特勒以缓慢、平静的语调开始演讲，为的是让人山人海的听众凝神谛听。他回顾了纳粹党史，历数了魏玛共和国自9年以来的所谓罪行——通货膨胀、农民阶级的贫困、失业率的上升、国家的崩溃。他的政府将如何改变这危机重重的局面？他的回答完全回避了任何具体的承诺。他庄重地说，他不打算许下任何“廉价的诺言”；相反，他宣称，其施政计划是重建德国：不要外国援助，“遵循永远正当的永恒法则”，依托人民和土地，而不是根据阶级意识。他再一次提出了令人陶醉的构想——德国将在一个新社会里实现统一，这个社会将弥合过去14年来导致国家衰败的阶级分化和信仰分歧。他宣称，将把工人从异端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引导他们回归由全体日耳曼人组成的民族大家庭。这是一份“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实现民族复兴的计划”。在演讲的尾声，他向柏林体育宫内以及全国的听众发出了近乎宗教式的呼吁：14年来，这些导致分裂、发动十一月革命的政党一直在诱惑和虐待德国人民。14年来，他们破坏、渗透和瓦解了国家。鉴于以上事实，我今天站在国民面前提出以下恳求也就不能算是冒昧：德国人民，请给我们4年时间，然后再评判我们吧。德国人民，请给我们4年时间，我向你们保证，就像我们、就像我出任此职一样，届时我也可以离职而去。我担任此职，不是为了赚取薪酬；我担任此职，是为了你们！……因为我无法放弃对我的人民的忠诚，无法放弃对这个国家终将再度崛起的信心，无法放弃我对这个国家、对我的人民的爱，我所珍视的坚定信念是，在今天轻视我们的数百万人，终将与我们站在一起，与我们一起赞颂那个我们历尽艰辛共同缔造的、来之不易的德意志新帝国——伟大、强盛、辉煌、公正的德意志新王国。阿门。因此，希特勒对德国承诺的，首先是镇压共产党，然后是镇压魏玛的其他政党，主要是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除此之外并未做出什么具体承诺。但这被许多人视为美德。“我很高兴希特勒缺乏计划，”路易丝·佐尔米茨在日记中写道，“因为计划要么是谎言、弱点，要么是给笨蛋设的陷阱。强者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不会让自己束手束脚的。”有位原先对纳粹党毫无兴趣的熟人告诉她，自己投票给希特勒，恰恰因为他关心的不是计划而是国家。希特勒宣称他所需要的仅仅是4年时间，这个夸张的、煽情的要求旨在让听众更加相信，他所行的是基督般自我牺牲的朝圣之旅。在随后的几天里，在其他演讲场地，面对同样热情的听众，这些煽情的话语被一再重复。希特勒的选战得到了一个新的资金来源的支持，这实际上是工业界对纳粹党的首次赞助。月11日，希特勒在柏林为国际汽车展揭幕，并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修路和减税计划，以此为汽车制造商提供帮助。一大群工业界的领军人物于月0日在戈林的官邸开会，希特勒参加了会议，他重申，民主制度与商业利益格格不入，必须消灭马克思主义，即将到来的选举是这场较量的关键。他威胁说，如果本届政府不能胜选，它将被迫动用武力去实现其目标。商界最不想要的就是内战。传达的信息很清楚：他们必须尽其所能确保联合政府胜选——有些商界领袖显然仍以为帕彭和保守派是这个联合政府的核心人物。希特勒离开会场后，戈林提醒听众说，即将到来的选举将是最后一次，不仅是对此后的4年而言，可能也是对此后的百年而言。于是，那位在政界人脉广阔、在19—年主导了通胀后期的货币稳定政策的金融家亚尔马·沙赫特宣布，商界将向政府的竞选基金捐献00万帝国马克。有些与会者虽然主张这笔钱中的一部分应该划归纳粹党在联合政府中的保守派伙伴，但还是照样付了款。新资金使纳粹党的竞选实力有了真正的改观，不像此前在11月份时那样因缺乏资源而不得施展。这些资金使戈培尔得以启动一场新型宣传战，把希特勒描绘成重建德国和击溃马克思主义威胁的人，让每个人都能在街头看到这种形象。各种新资源——尤其是广播——被用来为纳粹党做宣传，加之拥有比以往多得多的竞选基金，戈培尔这次真的能够对全体选民施加影响。然而，纳粹党的选战并不是通往权力得到认可的胜利进程。该党清醒地意识到它的人气已在19年下半年渐渐退去，而共产党的人气却在上升。在纳粹党的所有对手中，它最怕最恨的就是共产党。在无数的巷战和会场冲突中，共产党人展现出他们在与褐衫军对手较量时是能够以拳还拳、以子弹还子弹的。因此，令纳粹领导层颇为困惑的是，在19年1月0日希特勒上台直接引发的共产党游行示威之后，共产党遭到大规模暴力浪潮的冲击，尤其是月日褐衫军被编为辅警之后，纳粹冲锋队乘机抓住权柄，把积压的怒气撒在了他们所痛恨的敌人身上，然而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却没有表现出以暴力回击的倾向。孤立的事件和斗殴继续发生，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在这种全国范围的打击面前虽没有完全逆来顺受，但见不到共产党的暴力有升级的迹象，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共产党政治局曾下令发动协同一致的反击。共产党的相对按兵不动，主要反映了党的领导层对新政府的判断：它是行将就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垂死挣扎，拖不过几个月就会崩溃。德国共产党意识到自己有被取缔的危险，于是做好充分的准备，以便长期在非法或者半合法状态下生存，无疑还尽其所能地储备了大量武器。而且他们知道，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将不会得到隶属于社会民主党的准军事团体帝国国旗团的支持，因为双方在前些年一再发生冲突。共产党一再要求与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但这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共产党与这个它所称的“社会法西斯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前提是，该党必须完全放弃其政治独立性，并且在实际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刻板地坚持其教条，认为希特勒政府的上台表明大企业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暂时胜利，预示着“德国的十月革命”即将来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甚至在19年4月1日（这个节日正适合讲下面的话）做出决议：尽管法西斯分子实行恐怖统治，但德国革命的形势将不可阻挡地好转，群众对法西斯主义的抵抗也将不可阻挡地高涨起来。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公然建立，彻底打破了群众对民主制度的幻想，将群众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从而加速了德国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直到19年6月，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宣布，希特勒政府不久就将在内部矛盾的压力下崩溃，紧随它而来的是布尔什维主义在德国的胜利。因此，导致共产党按兵不动的，不仅是它的过分自信，还有它的致命错觉，以为新形势没有对该党构成无法抵挡的威胁。但纳粹党领导层却觉得形势险恶，认为共产党正在秘密策划一场全国范围的起义。19年底和19年初的德国政坛笼罩着对内战的恐惧，它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毕竟，共产党一直宣称，法西斯政府的出现，预示着不可阻挡的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这场革命将以一个苏维埃式德国取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月日在柏林，大批警察突袭位于卡尔·李卜克内西故居的共产党总部，然而，面对纳粹党的公然挑衅，在革命起义的计划据说遭到泄露的情况下，共产党仍然不肯做出反应。他们越是等待，纳粹领导层就越紧张。确实会发生什么事情吗？鉴赏家哈里·格拉夫·凯斯勒（HarryGrafKessler）记录了他那些交游广阔的朋友中间的传言：纳粹党正在策划一场对希特勒的假暗杀，企图以此作为血腥镇压敌人的借口。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也盛传着类似的流言。紧张局势越来越难以承受。不久，它将得到惊人的释放。第二节国会纵火案一年月，荷兰青年建筑工人马里努斯·凡德吕伯（MarinusvanderLubbe）开始了穿越中欧的长途跋涉，想要前往苏联，那个他无限神往的国度。9年1月1日，凡德吕伯生于莱顿（Leiden），不久，他那酒鬼父亲就遗弃了家人，他在赤贫的环境中长大，1岁时又失去了母亲。母亲死后，他成为石匠学徒，与劳工运动建立了联系，参加了共产党的青年运动。然而不久，他开始反感该党严格的纪律守则和独裁的组织结构，于年退党，加入了一个激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该组织把“用行动做宣传”拔高为它的主要行动原则。由于工伤导致视力严重受损，他很难找到工作，因此赴俄途中主要在廉价客店和谷仓歇脚。然而，他只走到波兰就开始折返，于19年月18日到达柏林。他觉得当地的政治形势越来越让人绝望，主流劳工政党的消极被动令人费解。纳粹党已经能够为所欲为，左翼阵营正受到无情镇压。他认为，被所有阵营抛弃的失业者是时候为自由和面包出手一搏了。自从成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来，凡德吕伯一直相信直接行动的力量，他决定抗议资产阶级政府及其对劳工运动不断升级的镇压。他在职业介绍所发现，失业者万念俱灰，没有能力发出自己的抗议。必须有人替他们发声。他选择的抗议方式是纵火。凡德吕伯认为，给政府机构或者它们的办公大楼造成引人注目的破坏，就可以让人们看到它们远远不是坚不可摧的，从而唤醒失业者自发地采取大规模行动。他曾因损坏财物而被莱顿的一家法庭裁定有罪，并且常常凭一时冲动而采取无计划的抗议行动。实际上，这种倾向是他与荷兰共产党决裂的主要原因。此时他要在德国做同样的事情，首先要破坏的是那些象征着政府对失业者的压迫，以及在他看来象征着旧秩序的支配地位的建筑物。月5日，凡德吕伯企图在柏林的新克尔恩区（Neuk?lln）焚毁一个福利办事处，更野心勃勃的是，他还打算焚毁市政厅和从前的皇宫。三个行动都因立即被发现而受挫，连报纸都没有报道。显然，应该选择更能产生戏剧效果的目标，而且需要好好准备一番。他认为造成自己以及许许多多失业青年生活得如此悲惨的，是资产阶级政治秩序，并且认准了国会就是它的至高象征，于是他决定焚毁国会。月7日早晨，凡德吕伯用他剩下的最后一点儿钱买了火柴和引火物。经过一番勘察，他确定了进入大楼的最佳办法，然后一直等到夜幕降临，在晚上9点左右趁机进入空荡、黑暗的国会大厦。由于视力受损，他的感官已长期在黑暗中锻炼得相当敏锐，他先是试图点燃餐厅的家具，却没有成功，又摸索着进入议事厅，那里的窗帘很容易就被点燃了。木质嵌板很快燃烧起来，穹顶起到了烟囱的作用，形成向上的通风道，扇动火焰，因此火势相当猛烈。与此同时，凡德吕伯冲进大厦的其他房间，打算再点几把火，最终被国会的工作人员制服并擒获。他被逮捕时，大厦正熊熊燃烧，消防队虽然立即赶到现场，却束手无策，只能给主厅的废墟喷水，尽其所能保住其余空间。与燃烧着的大厦隔街相对的，是戈林的官邸，希特勒的密友普茨·汉夫施丹格尔暂时寄宿在此。管家把他叫醒，指着窗外让他看大火。汉夫施丹格尔立即给戈培尔打电话。戈培尔起初还以为这个出名轻佻的公子哥在开玩笑，但普茨坚持说自己没开玩笑。戈培尔核实之后，发现是真的。他立即通知了希特勒。纳粹党领导人希特勒、戈培尔和戈林在现场碰头。第一批到场的高层人物之一、普鲁士州政治警察总监（非纳粹党员）鲁道夫·迪尔斯（RudolfDiels）看到警员们已经在审问凡德吕伯：他上身赤裸，流着汗、沾着灰。他坐在他们面前，气喘吁吁。他大口喘着气，似乎刚完成了一个重大任务。在苍白、消瘦的年轻面孔上，那双火热的眼睛里是一副狂野的胜利神态。当夜在警察总部，我好几次坐在他对面，听着他混乱的供述。我读了他裤袋里装的共产党传单，就是当时到处公开散发的那种东西……马里努斯·凡德吕伯的供词，让我觉得这个小纵火犯绝对不需要帮手，他干这种疯狂的勾当太在行了。谁说一根火柴不足以点燃议事厅中干冷的大块易燃物——老式软垫家具、厚重的窗帘和干燥的豪华木质嵌板？何况这个行家里手用了整整一背囊的纵火物呢。随后的调查发现了大量文件证据，证实了凡德吕伯的供述：他是单独行动的。迪尔斯被召去向聚在议事厅楼上阳台的纳粹头目汇报情况，他看到的是一幅可怕的歇斯底里景象。战后回忆起这些戏剧性事件时，他继续写道：希特勒双手撑在阳台的石质护墙上，一言不发地盯着红色的火海。第一阵雷霆刚刚发过。我进去时，戈林朝我走来。在那个戏剧性的时刻，他的声音充满了不祥之感：“这是共产党暴动的开始！现在他们要出击了！一分钟也不能浪费了！”戈林没能说下去。希特勒转向聚在一起的人们。此时我看见他满脸通红，既是因为激动，也是因为受到积聚在穹顶的热气熏烤。他似乎快被气炸了，我以前从没见过他如此失态。他高喊：“现在再也不能心慈手软了，要杀掉一切挡我们道的人。德国人民将不再知道什么是仁慈。共产党的干部，一经发现，就地枪毙。必须在今夜绞死共产党议员。与共产党为伍者，一律逮捕。还要毫不留情地打击社会民主党和帝国国旗团！”我汇报了初步审问马里努斯·凡德吕伯的结果——我认为他是个疯子。但希特勒不信，他嘲笑我幼稚、轻信：“这件事确实是经过巧妙设计、长期准备的。这些罪犯干得非常漂亮，可是他们低估了我党的同志们！对不对？这些下等人根本没想到有多少人站在我们这边。他们躲在老鼠洞里，听不见群众的欢呼，现在他们想从洞里出来啦。”他就这样一路说下去。我请戈林到一旁来，但他没容我说话。“警察要立即进入最高级别的紧急状态，要毫不留情地使用枪支，要采取重大军事警戒状态下的一切措施应对这种局势。”迪尔斯告诉一位下属，那是一座“疯人院”。但无论如何，采取行动镇压共产党的时机到了。国会纵火案发生几个小时之后，一队队警察出动了，开着轿车和面包车按照名单搜捕共产党员，把他们从床上拖走。名单是几个月甚至几年前拟定的，以便在取缔共产党时使用。共产党在国会中有名议员，还有数千名地区级立法机构的代表、官吏、组织者和积极分子。名单大部分已失效，但由于是未经计划的突袭行动，因此捕获了许多在其他情况下也许能够逃掉的嫌疑犯，同时也有许多人因下落不明而漏网。总共4人被捕。戈林下令枪毙他们，但迪尔斯和警方悄悄地未予执行。当这场大规模行动正在进行之时，戈林的顾问路德维希·格劳尔特（LudwigGrauert）介入进来。格劳尔特是西北德钢铁雇主协会的前主席，当时刚被任命为普鲁士州内政部的警察局局长。就政治倾向而言，他属于民族党。格劳尔特建议颁布紧急法令，作为逮捕行动的法律依据，并且适用于处理共产党以后的任何暴力行为。月7日，在纵火案发生之前，保守派主要人物、司法部长弗朗茨·居特纳就已经向内阁提交了一份法案，他与内阁中的其他保守派成员一样，极力支持采取严厉措施遏制公共秩序的混乱，他们把混乱完全归咎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居特纳的方案提议，严格限制公民自由权，以防共产党发动总罢工；对于发出罢工等号召的人，将以严重叛国罪论处，可以判处死刑。但此时，这个提案已跟不上新形势的发展。纳粹党人、帝国内政部部长威廉·弗里克从居特纳的草案中发现了机会，把他的权力范围扩展到联邦各州，并且新增了关键的第二条，允许内阁而不是总统进行干预，就像帕彭19年在普鲁士州所做的那样。此外，法令草案借鉴了年代初以来关于紧急状态立法的内部讨论，暂停实施魏玛宪法的若干部分，尤其是那些约定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条款。草案允许警察可以不经法院授权抓人，并且可以无限期地进行保护性羁押，这不同于以往那些为移交司法审理之前的羁押时间设定了严格限制的律令。这些措施以前曾多次被考虑过，并得到高级公务员的极力支持，但此时它们比以往的任何提案都走得更远。法案在月8日上午11点提交给内阁讨论，希特勒提醒他的保守派同僚，联合政府自组建以来一直致力于消灭共产党：“就心理准备而言，直接交锋的恰当时机已经到来。继续等待是毫无意义的。”希特勒明确表示，他打算采取雷霆手段，而不考虑法律细节。他说，与共产党做斗争，“一定不能依据法律条文”。他向内阁同僚们展示了纵火案在公众引起的恐慌，以及取缔德国第三大党共产党之后，纳粹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取得大胜的诱人前景。接着发言的戈林宣称，有人看见凡德吕伯进入国会大厦之前曾与恩斯特·托尔格勒（ErnstTorgler）等共产党高层人物在一起。戈林说，共产党计划不仅要毁坏公共建筑，还要“在公共厨房投毒”，绑架政府部长们的妻儿。不久，他宣称有详细的证据显示，共产党已经储备了炸药，为的是针对发电厂、铁路“以及一切至关重要的生活保障设施”开展破坏活动。不顾帕彭对第二条的反对，内阁同意把草案呈交兴登堡。尽管法令把他的一大部分权力转给了希特勒政府，兴登堡还是在上面签了字。法令立即生效，其中第一节废止了魏玛宪法的关键条款，并且规定：因此，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对包括出版自由在内的言论自由权的限制，对集会和结社自由的限制，对通信、电报通讯和电话交谈之隐私权的违反，搜查证的批准，没收令的发布，以及对财产权的限制，除本法另有规定之外，均不受法律的约束。第二节允许政府在公共秩序受到危害的情况下接管联邦各州。这两节一直有效，“直到另有通知为止”，它们为随后几个月里发生的一切提供了法律借口。至此，纳粹党可以名正言顺地出手夺权了。二国会纵火法令在一连串密集的宣传中发布，戈林和纳粹领导层借此描绘了一幅严峻的画面：“德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迫在眉睫，各种凌虐和暴行将随之而来。宣传产生了效果。像路易丝·佐尔米茨这样的普通中产阶级公民，一想到德国在劫难逃的命运就不寒而栗，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戈林为证明共产党的邪恶阴谋而提供的“如山铁证”。来自全国各地纳粹团体的00多封电报涌入司法部，要求立即枪毙或者在国会大厦前当众绞死那些“下等人”，因为他们所制定的“邪恶的毁灭计划使我们的祖国处于危险之中，有可能变成一片浸满鲜血的废墟”。许多群体都发出了“一个不剩地消灭这帮赤匪”的呼声，有些地方的纳粹当局表示，它们担心如果不立即处决罪犯，公共秩序将出现混乱。戈培尔的宣传为褐衫军释放被压抑的对共产党的怒火打开了闸门。此前，冲锋队认为自己既然已被编为辅警，因此实际上享有检控豁免权，于是已经在四处施暴的过程中释放了一些紧张情绪，但此时才是他们真正等待的时机。一位冲锋队员后来写下了19年月8日之后的情形：我们已准备就绪，我们知道敌人的意图。我从手下的突击队勇士中选出最勇猛的队员，组建了一支“机动小分队”。我们夜夜枕戈待旦。谁会首先出击呢？然后，时机到了。柏林燃起了烽火，全国到处是交火的信号。终于，命令下达了：“行动吧！”于是我们行动起来！这不仅仅关乎人类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还关乎把淫荡的笑容从布尔什维克党人那丑陋凶残的面孔上永远清除掉，保护德国免遭放纵之徒血腥恐怖的侵扰。然而，此时在全国范围对敌人施以“血腥恐怖”的“放纵之徒”却是褐衫军。他们用暴力宣泄着长期积蓄的仇恨，他们的行动往往针对那些他们所熟识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个人。他们没有制定协作计划，也没有更大的野心，只满足于对他们所畏惧和仇恨的人施以残酷的暴力攻击。褐衫军和警察也许已准备就绪，但在一些至关重要的方面，他们的共产党对手却没有做好准备。共产党领导层被月7日至8日发生的事情打了个措手不及，还以为进入了又一轮相对温和的镇压阶段，就像19年和年该党成功地生存下来那次一样。但这次的形势非常不同，警察有穷凶极恶的褐衫军为后盾。共产党党魁、曾为总统候选人的恩斯特·台尔曼及其助手于月日在台尔曼位于柏林夏洛滕堡的秘密总部被捕。共产党在国会中的领袖恩斯特·托尔格勒于月8日向警方自首，目的是驳斥政府关于他和共产党领导层下令在国会大厦纵火的指控。在党的领导层中，威廉·皮克（WilhelmPieck）和柏林支部的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分别于春季和秋季离开德国。共产党费尽心力想把政治局委员们偷渡出境，但其中许多人来不及逃跑就已被捕。在全国范围，共产党组织被破坏，办公室被占据，积极分子被拘禁。冲锋队员总是抢走他们所能搜到的一切资金。他们闯入共产党员的家，洗劫现金和贵重物品，而警察却袖手旁观。不久，被捕人数增加至最初预计的许多倍。截至月15日，已有上万名共产党员遭到拘禁。官方记录显示，19年月和4月，仅在莱茵—鲁尔区就有8名共产党员被捕。党的机关干部不得不承认他们被迫“撤退”，但坚称那是一次“秩序井然的撤退”。事实上，皮克承认，在几个月内，多数地方干部实际上已不再活跃，许多基层党员被吓得噤若寒蝉。希特勒显然担心，如果他颁布法令把共产党完全列为非法组织，可能会遭到暴力反击。他倒宁愿把共产党员个体当作策划非法行动的罪犯，让其承担罪责。这样做可以赢得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他们会因此容忍乃至支持国会纵火案之后的逮捕潮，而不会担心其他政党随之也被宣布为非法。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共产党依然有资格参加19年月5日的竞选，尽管它的大部分候选人都已遭到逮捕或者逃往国外；而81位当选的代表实际上也毫无可能坐到他们的议席上，因为警察一旦查明他们的下落就会立即予以逮捕。希特勒以及各部长允许共产党提名候选人参加选举，也是想以此削弱社会民主党。如果不允许共产党候选人参选，那么许多本打算投票给共产党的选民可能就会转投给社会民主党。结果社会民主党未能得到这个潜在的票源。甚至到了临近月底的时候，内阁依然认为不能正式签发对共产党的取缔令。尽管如此，共产党干部不但遭到了杀害、殴打或者被投入褐衫军设立的临时刑讯室和监狱，而且被大量移交普通刑事法庭提起公诉，特别是那些由警方逮捕的人。具有党员身份这件事本身并不违法，但警官、州检察官和法官绝大多数都是保守派，他们长期把共产党视为危险的、叛国的革命组织。做出这种判断主要是基于魏玛共和国初期的那些事件，包括共产党在柏林发动的斯巴达克同盟暴动（Spartacistuprising）Ⅰ，以及慕尼黑的“红色恐怖”和枪杀人质事件。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街头暴力活动充分证实了他们的观点。此时，许多人认为国会纵火案又为此添了一个证据。他们认为，共产党放火烧了国会，因此共产党员必然全都犯有叛国罪。有时甚至做出更加牵强附会的推理。比如，在有些案件中，法庭认为，由于共产党已无力按照原先的计划用议会斗争的方式谋求修改德国宪法，因此它必将尝试诉诸武力，既然武力夺权属于叛国罪，那么该党的成员必然全部犯有此罪。于是在19年1月0日之后（之前也偶尔如此），法庭越来越频繁地认定共产党员从事的是叛国活动。除了名称以外，共产党在19年月8日之后实质上已成为非法组织，并在月6日，即选举结束翌日，被彻底取缔。在月8日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希特勒的冲锋队把共产党逐出街头，控制了各个城市。此时，他们趾高气扬，以盛气凌人的姿态炫耀着刚刚取得的主宰地位。普鲁士州政治警察总监鲁道夫·迪尔斯后来在报告中写道，与党形成对照的是，冲锋队已做好了夺权的准备。它不需要统一的领导，“负责人”以身作则，但不发号施令。然而冲锋队的各突击分队有严密的计划，准备对市内的共产党地盘采取行动。在月的那些日子里，每一位冲锋队员都“对敌人穷追不舍”，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冲锋队员扫清了各区。他们不仅知道敌人住在哪里，而且早就发现了敌人的藏身处和开会地点……不仅共产党，任何曾经发声反对过纳粹运动的人，都处在危险之中。褐衫军分队从犹太人、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那里偷走轿车和皮卡车，也有神经紧张、希望得到保护的商界人士把车送给他们。他们在柏林的大街上呼啸而过，举着武器、打着横幅，让每个人看到现在是谁说了算。类似的景象在全国各地的城镇都能看到。希特勒、戈培尔、戈林和其他纳粹头目没有直接指挥这些行动，但这些行动不仅是他们发起的——方法是于月日将纳粹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编为辅警，而且得到了他们不那么含蓄的一致默许——方法是不断重复使用暴力语言攻击各类“马克思主义者”。纳粹党特有的传达命令的方式再次发生作用，它形成于纳粹党经常受到警方的敌意对待，并且因暴力行为而屡遭刑事指控的时期：领导层在下达行动命令时，使用的是极端但不具体的措辞，纳粹党及其准军事组织的基层成员用自己的语言理解那些话，并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暴力行动。一份纳粹党的内部文件后来写道，点一下头加眨一下眼，表示采取行动，这种方式在年代已成为惯例。此时，基层党员已习惯于对领导人的命令心领神会，而不必等领导人发出确切的指令。文件接着写道：“为了党的利益，在许多情况下，确切地说是在下令举行非法政治示威时，还有一个需要遵循的惯例，就是下达命令的人不把话全部说出来，而仅仅暗示他想达到的目的。”与年代不同的是，纳粹领导层此时可以调用政府资源。总的来说，它能够使几乎清一色是保守民族主义者的公务员、警察、监狱管理人员和司法官员相信，强力镇压劳工运动是正当的，从而使这些人认为，在冲锋队员行动的时候，不仅应该让路，还应该积极帮助他们执行破坏任务。这种决策和执行的模式后来在许多情况下一再重演，在纳粹党对犹太人的政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三纳粹党为19年月5日的国会选举而展开的竞选活动得到了全国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此时大企业和政府的资源全力支持纳粹党，导致选举的整个性质为之改变。例如，在北方小城诺特海姆（Northeim），与全国各地的情形大体相似，选举在明显的恐怖气氛中进行。当地警察被部署在火车站、桥梁等重要设施周边，以此昭告人们，政府认为这些地方容易成为共产党发动恐怖袭击的目标。当地冲锋队于月8日获准可以携带上膛的枪支，并于月1日被编为辅警，然后招摇地开始在街头巡逻，查抄当地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员的家，指控这两种人准备屠杀诚实的市民。据纳粹报纸报道，有个工人因为散发社会民主党的竞选传单而被捕。该报宣布，禁止从事这种为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服务的活动。使主要反对党噤声之后，纳粹党在集市广场（MarketSquare）和主干道架设起无线电扬声器。月1日至4日，希特勒的演讲每天晚上响彻整个市中心。选举日的前夜，名冲锋队、党卫队、“钢盔”和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举行穿越全城的火炬游行，最后停在城市公园，聆听无线电转播的希特勒演讲，扬声器传出的低沉而有力的声音，同步回响在市中心的另外4个主要公共场所。黑白红旗和卐字旗装点着大街，悬挂在店铺和商店上。反对派的宣传根本无迹可寻。投票日是个星期天，褐衫军和党卫队以威慑的姿态在街道上巡逻、列队行进，纳粹党和“钢盔”安排汽车运送选民去投票站。这种恐怖、镇压与宣传相结合的做法，同样施行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每一个社区。国会选举的结果显示上述策略似乎发挥了作用。纳粹党与民族党联手，共获得51.9%的选票。戈培尔在19年月5日的私人日记中得意地写道：“不可思议的数字，我们好像得了最高票。”在弗兰肯尼亚中部地区的某些选区，纳粹党的得票率超过80%；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几个区，纳粹党赢得了几乎全部的选票。然而纳粹领导层白高兴了一场，因为尽管到处施以暴力和恐吓，但纳粹党本身仅争取到4.9%的选票。共产党无法开展竞选活动，它的候选人不是藏起来就是已经被捕。尽管如此，它还是赢得了1.%的选票，略少于上一次选举的得票率，但降幅小于预期。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活动也普遍遭到恐吓和阻挠，它获得18.%的选票，仅略低于19年11月那次。中央党尽管在南方的一些地区输给了纳粹党，但差不多维持住了原有的支持率，获得11.%的选票。此时已成为小党派的其他政党的成绩与19年11月那次相似，仅略有变化。地图17纳粹党在19年月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有万人投票给纳粹党，00万人投给民族党。但是选民人数将近万，其中近万投票给共产党，多万投给社会民主党，万投给中央党，这证明，即使在半独裁的条件下，纳粹党也根本未能赢得多数选民。实际上，自从年代末在选举中崭露头角之后，它就一直未能在国会选举以及州议会选举中独力赢得绝对多数票。而且，它在19年月与民族党联手赢得的多数票，远远不足以在国会取得修改宪法所需的三分之二议席。然而，选举结果清晰地表明，有将近三分之二的选民支持魏玛民主制度的公开敌人——纳粹党、民族党和共产党。还有很多选民投票给其他政党，主要投给中央党及其南方盟友巴伐利亚人民党，它们对共和国的忠诚几乎已消失殆尽，对选民的影响力也正在受到严重削弱。在9年，有四分之三的选民支持魏玛联合政府中的政党；仅用了短短14年，这个局面就被彻底扭转了。月5日选举之后，暴力升级到新的高度。例如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K?nigsberg）Ⅱ，冲锋队在选举日当夜闯入社会民主党在当地的总部，打砸里面的物品，把办公室变成临时刑讯室，在那里残酷殴打共产党议员瓦尔特·许茨（WalterSchütz），致其重伤身亡。工会办事处遭到洗劫，打字机被偷走，家具被砸烂，现金被盗，文件被焚。在伍珀塔尔（Wuppertal），褐衫军的一支小分队把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工人海因里希·B.（HeinrichB.）从家中拖走，他的尸体第二天在一块菜地里被找到。4月1日，在同一个区，8名冲锋队员埋伏在奥古斯特·K.（AugustK.）回家的路上，射杀了这位6岁的工人、当地共产党乐队的前指挥。社会民主党人也遭到重创。月9日，社会民主党人、国会议员、科隆市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威廉·绍尔曼（WilhelmSollmann）在家中遭到褐衫军和党卫队的袭击和殴打，被带到当地的纳粹党总部折磨了两个小时，还被灌下蓖麻油和尿液，直到警察现身，医院包扎伤口。月1日，布伦瑞克的褐衫军开始逼迫市议会和州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议员“自愿”放弃他们的席位，其中一位议员因拒绝辞职而被殴打致死。也是在这个时候，纳粹开始突袭社会民主党机关，搜寻现金和其他战利品。开姆尼茨市的社会民主党报纸主编格奥尔格·兰德格拉夫（GeorgLandgraf）于月1日被枪杀，因为他拒绝向一伙褐衫军透露党的经费藏在哪里。对这些行为提出抗议，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所有社会民主党报纸从月初开始已被禁14天，禁令期满时又延长14天，如此接续，直至永久停刊。警察当中比较正直的警官没有无视这些抢劫行为。例如，黑森州警察总监于19年4月19日晓谕当地各警署和署长，谴责突袭期间非法没收马克思主义组织财产的行为，抄走的东西包括乐器、健身器材，甚至还有床，显然都是为了供抢劫者私人使用。随后，有人努力推动对这种状况进行规范化管理，并设立适当的机构来管理被取缔的政党和工会的资产，主要因为这些资产中包括被取缔之前用于资助失业党员的资金；但是等到这个措施开始实施的时候，大量现金和财产已经散失，落入褐衫军个人囊中。19年5月6日，一部法律终于得以通过，指派联邦各州接收（严格说来仍属合法政党的）共产党的财产。在一片混乱当中，许多冲锋队员趁机大报私仇。例如，在伍珀塔尔市，弗里德里希·D.（FriedrichD.）凌晨4点被一群冲锋队员从家中的床上拖走，他的尸体在两天后被找到。下令捕杀他的，是冲锋队头目普珀（Puppe），因为他曾与普珀的妹妹相恋，而普珀一直在极力拆散他们。普珀并没有因这种凶残的泄愤行为而受到检控。就连褐衫军成员也未能幸免：纳粹老党员卡尔·W.（KarlW.）由于指责伍珀塔尔市褐衫军头目贪污和腐败而遭到逮捕、痛殴和监禁，当时被报道的此类事件不止这一桩。在全国各地发生的类似事件，肯定是伍珀塔尔市的数百倍。其时褐衫军的人数日益增加，到19年夏季已达00多万。这场由他们发动的暴力运动，为联邦各州按照帕彭在上一年夏天接管普鲁士州时所使用的方式来推行一体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那次接管被州法院裁定为部分非法，被帕彭所取代的、由社会民主党主政的普鲁士州政府，曾经运用联邦议会这个代表各州的机构，较为成功地抵制了帝国政府的某些措施。希特勒内阁于19年月6日得以颁布紧急状态令，结束了这种局面，然而联邦议会在月16日的会议上不承认联邦议会中的普鲁士州纳粹代表的合法地位，将其法律地位留待州法院裁定。但联邦议会同时还决定一直休会到法律地位明朗为止，在随后的休会期间，褐衫军和纳粹党的地方组织介入进来，从基层着手推动各州政府实行一体化。联邦各州大多由少数派政府执政，这表明它们此前的提案几乎全部在立法机构搁浅；由于得不到法定多数的支持，它们除了对纳粹做出象征性的抵制，并无其他施展余地。在19年月6日至15日，纳粹警官以及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各个“辅警”分队把卐字旗插遍各地的政府大楼。这个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举动，得到了州政府中多数部长的容忍或赞同，他们被冲锋队的大队人马在各地政府大楼前同步举行的示威活动吓坏了。持反对意见的部长要么选择了辞职，要么就是遭到褐衫军分队的软禁。然后，帝国内政部长弗里克任命了各州的行政长官，由他们着手遣散现任的警察局局长，代之以纳粹党员，并且以纳粹党提名的人选取代经选举产生的政府各部部长。只有在汉堡、符腾堡和黑森三个州，州议会在共产党缺席、社会民主党弃权的情况下，任命了新的联合政府，这三个州政府中的部长均为纳粹党人和民族党人。在这种氛围中，各州于月初举行的选举（最重要的是月1日在普鲁士州的选举）多半毫无意义。隶属于社会民主党“钢铁前线”的准军事组织帝国国旗团陷于瘫痪，它的许多办事处均已在月份被警察占据。在月初，也就是选举刚刚结束时，各州政府开始发布取缔令、逮捕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于是各支部纷纷自动解散，以避免遭到进一步的迫害。在这种形势下，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导人，比如奥托·布劳恩和阿尔贝特·格热辛斯基，为躲避逮捕或更可怕的命运而逃往国外。帝国国旗团领导人卡尔·霍尔特曼（KarlH?ltermann）已在5月日离开。社会民主党领导层试图说服戈林撤销对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禁令，得到的答复是，禁令将继续生效，直至境外的社会民主党报纸停止“攻击”帝国政府。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当真遍游欧洲各国，极力解释该党的处境，由此可见他们对纳粹党的手段依然缺乏认知。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International）做出的反应是，公开强烈谴责纳粹恐怖（“德国的暴君正在日复一日犯下令人无语的丑陋罪行”），接着又呼吁与共产党联手采取行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托·韦尔斯（OttoWels）立即辞去他在社会主义国际执委会的职务，徒劳地想以此安抚戈林。可想而知，这些战术让步根本未能使纳粹政权放慢镇压左翼阵营的速度。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加起来总共代表着将近三分之一的选民，但他们几乎未做抵抗就瓦解了。纳粹政府之所以能够采取行动在全国范围打击他们，是因为国会纵火法令允许它为了便于行事可以推翻联邦各州的最高当局，可援引的先例是帕彭在上一年夏天罢免了普鲁士州的社会民主党少数派政府。更早时候，总统艾伯特曾在19年对萨克森和图林根两州的左翼政府采取过同样的行动。作为行动理由的所谓共产党威胁，在19年或者19年都不是特别严重。在19年，公共秩序的混乱为宣布紧急状态提供了理由，而混乱绝大部分是纳粹党自己制造出来的。联邦各州快速实现一体化的主要目的是克服原先各州政府的那种犹豫心理，从而像柏林的纳粹领导层所要求的那样运用紧急处置权全面剿灭左翼政党。四这一系列事件在巴伐利亚造成的后果尤为险恶。主政该州的保守派政府追随帝国政府，于月8日下令禁止共产党集会、查禁共产党报刊，并且逮捕了那些它所认定的共产党支部负责人。但这对纳粹党来说还不够，因此在19年月9日，弗里克任命上巴伐利亚的纳粹党区委书记阿道夫·瓦格纳（AdolfWagner）为巴伐利亚州内政部的行政长官。更加不祥的是，慕尼黑的党卫队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也立即被任命为代理警察总监。他下令大规模搜捕反对者，不久又开始围捕与政府为敌的非共产党人。镇压的规模过于庞大，以至于州监狱和拘留所根本不够用，必须找到关押巴伐利亚州政治敌人的新办法。因此，希姆莱于月0日对媒体宣布，将在慕尼黑郊外的达豪（Dachau）开设“一座政治犯集中营”。它将是德国的第一座集中营，并且为未来设立了一个不祥的先例。纳粹报纸第二天报道，设立集中营的目的，是监禁受到“保护性羁押”的“全部共产党干部，必要时还包括帝国国旗团和社会民主党的干部”。19年月日，4辆警用卡车把大约00名囚犯从斯塔德海姆和兰茨贝格的州立监狱运送到郊外围绕一座废弃工厂而建的集中营。达豪镇的居民聚在街道两旁和工厂大门外，看着他们经过。集中营最初由一支警察分队管理，在4月初移交给党卫队，其指挥官是出名粗暴的党卫队头目希尔马·瓦克勒（HilmarW?ckerle）。瓦克勒在希姆莱的授意下，采用了一套暴力而恐怖的管理制度。4月11日，新上岗的党卫队看守把4名犹太囚犯带到大门外当众枪毙，声称他们企图逃跑。其中一人没有当场毙命，医院，在那里不治身亡。死前他把当时集中营的管理状况告诉了医护人员，那些残暴的细节实在骇人听闻，于是他们叫来了检察官。到5月底，有1名囚犯被谋杀或折磨致死。看守们腐败、勒索、贪污成风、专横霸道，囚犯们在一个没有监管和规则的世界里遭受肆意的凌虐。希姆莱的做法设立了一个被广泛模仿的先例。不久，集中营开遍全国，扩充了褐衫军在新近没收的工会办事处地下室设立的临时监狱和刑讯室。它们的建立得到了广泛宣传，以确保人人都知道胆敢反对“民族革命”的人会得到什么下场。设立集中营来关押真正的或者所谓的国家之敌，当然不是原创的想法。英国人在布尔战争（BoerWar）Ⅲ中曾用这种集中营关押敌方的平民，里面的条件通常非常恶劣，囚徒的死亡率很高。其后不久，在4—7年战争期间，德军把名赫雷罗族反叛者“集中”在位于西南非洲的营地里，残酷地对待他们，据说每月有人死于斯瓦科普蒙德（Swakopmund）和吕德里茨湾（LüderitzBay）的集中营。最终集中营的死亡率为45%，德国政府以消灭原住民人口中的“无生产力群体”为由推卸罪责。纳粹党人熟知这些先例，早在年，希特勒就已宣称，他们将把德国犹太人关进英国人使用过的那种“集中营”。纳粹党原打算19年11月如果能胜选并掌权，将颁布新宪法，其中的第十六节规定，“危险分子和吃闲饭的无用之人”将被送进“集体营”强制劳动，如有反抗，一律处死。在时间更近一些的19年8月，纳粹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宣称如果纳粹党掌权，将“立即逮捕并审判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干部……[而且]把嫌疑犯和精神煽动犯全部送进集中营”。19年月8日，帝国内政部长弗里克公开重申了这一警告。因此，达豪并不是面对监狱人满为患的意外难题而即兴想出的解决方案，而是纳粹党几乎从成立之初就开始构思并长期筹划的举措。当地的、区域性的和全国性的报刊都对它做了广泛宣传和报道，以此严厉警告任何打算反抗纳粹政权的人。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集中营和拘留所在、4月份时的生存条件，被恰当地描述为“无法无天的临时施虐所”。冲锋队和党卫队的暴行，基本上不包含0年代阿根廷、智利或希腊等军事独裁政权中秘密警察所使用的那种花样翻新的酷刑，他们发泄在囚犯身上的，往往是不加遏制的愤怒。施虐的方式并不复杂，就是拳打脚踢以及用橡皮棍抽打。此时警察已摆脱了在魏玛共和国治下所感受到的约束，他们在一些情况下也加入、旁观或者利用褐衫军辅警对囚犯进行刑讯逼供。工人共产党员弗里德里希·施洛特贝克（FriedrichSchlotterbeck）于19年被捕，后来记录了他在警察总部是如何受一群党卫队成员审讯的。他们重拳击打他的脸，用橡皮棍抽他，捆绑他，用木棒敲他的脑袋，在他倒地时用脚踢他，当他昏迷时用水泼他。在殴打稍微消停的时候，一名警官问了他许多问题，只是在有个党卫队被施洛特贝克激烈的肢体反抗激怒，掏出手枪威胁要枪毙他时，那位警官才进行了干预。他没有招供，被带回了牢房，浑身疼痛，身上满是伤口和淤青，脸上淌着血，几乎无法行走。施洛特贝克受到了看守的善待，但看守告诉他，为了防止他自杀，他们必须让牢房的灯一直亮着，并且定时来查看。后来的十几年他都是在监狱和集中营度过的。他的经历在那些不肯屈服的、坚定的共产党员当中并不特殊。冲锋队员对落在他们手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稍加宽待，他们不分男女，对左翼议员一律痛殴。在许多被打的社会民主党女党员中，有一位是柏林克珀尼克区（K?penick）的市议员玛丽·扬科夫斯基（MarieJankowski），她被逮捕，被人用橡皮棍殴打，被扇耳光，被迫在一份文书上签字保证不再从政。上述行动全国都有发生，但分布不均，由于缺乏具体的统一调度，因此无法精确地估计它们的范围。但现有的、正式登记的逮捕数据确切无疑地显示，这场暴力活动的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官方报告显示，仅在普鲁士州，月和4月就至少有5人被捕，但此数据遗漏了柏林，而且没有计入褐衫军“胡乱”逮捕但未上报的人数。巴伐利亚州被逮捕的人数在4月底已达1万左右，到6月底又翻了一番。而且，这些被捕者中有许多仅关了几天或者几星期就被释放，例如在奥拉宁堡（Oranienburg）集中营，5%的人被囚一周至四周，在里面关押一年以上者不到0.4%。大体上说，19年7月底全国被登记为受到保护性羁押的7人，与三四个月前遭到保护性羁押的不是同一批人，因此集中营囚禁过的人数远高于这个数字。此外，纳粹党的对手社会民主党和劲敌共产党并没有全部被送进集中营，还有数千人被关在各州的监狱和全国各地的拘留所。镇压规模之大，可以根据共产党领导层记录的这份数据做出估算：截至19年底，有1万党员遭到逮捕和监禁，人被杀。这些数据或许有些夸大，但用来估算此次镇压对党组织造成的破坏，还是可信的。例如在鲁尔区，全部党员将近一半被关押。普鲁士警方的报告显示，早在月底就有大约万名共产党员被捕、投入监狱。即使按照最保守的半官方估算，19年在德国因政治原因遭到逮捕的总人数也超过了10万，关押期间死亡者将近人。暴力和凶杀已到了惊人的程度，是魏玛共和国初期以后不曾有过的。这次对纳粹党的对手进行的残酷血腥的大规模攻击，是由国会纵火法令正式批准的，但该法令的出发点是防范共产党计划发动的革命暴动，根本没有提及社会民主党。比共产党准备发动一场暴动这种说法更加荒谬的，是认为社会民主党赞同或者支持共产党的暴动计划。然而，许多德国中产阶级人士显然认为，政府暴力镇压“马克思主义”及其一切变种是有正当理由的。多年来的打打杀杀和街头冲突，让人们对政治暴力习以为常，不再敏感。那些仍心存怀疑的人不会注意不到，警察以及由纳粹冲锋队员充当的辅警在那几个星期里对纳粹党的对手们做了些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说出自己的忧虑前肯定做过认真的思考。任何对混乱程度感到担心的人，可能都被希特勒19年月10日的讲话打消了顾虑：他公开谴责对外国人实施的暴力，把这种行为归咎于渗透进冲锋队里的共产党员，他还告诫冲锋队员停止“骚扰个人、拦截车辆和干扰商业”。然而，希特勒接着告诉褐衫军，务必“须臾不忘我们的口号，那就是消灭马克思主义”。“民族起义将继续有条不紊地开展，并且听从上层的命令，”他说，只有“当这些命令遭到抵抗时”，褐衫军才会采取行动以确保“这种抵抗立即被彻底粉碎”。这最后一句限定条件当然足以纵容暴力活动继续上演，不但不见减弱，实际上反而升级了。一位民族党领导人于月10日抗议希特勒破坏法律秩序，月19日帕彭也打电话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希特勒愤怒地指责他们企图“阻止民族革命”。他说，8年的“十一月罪人”以及那些在魏玛时期企图压制纳粹党的人比以前更加卑劣了。他赞扬冲锋队员“纪律严明”，同时谴责“资产阶级遇事软弱怯懦，处理问题时戴着小羊皮手套，而不是亮出铁拳”，并警告说，绝不允许任何人阻挡他“消灭并根除马克思主义”。早在国会纵火法令和19年月5日选举之前，德国就已稳稳地踏上了通往独裁体制的道路。但这两件事无疑加速了独裁进程，为它提供了虽然老套，但在法律和政治上看似正当的理由。胜选之后，希特勒于月7日告诉内阁成员，他将进一步寻求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取得法律认可，允许内阁绕开国会和总统，自行颁布法律。这个措施是有先例的，即魏玛共和国治下的紧急状态立法；但它显然比任何一次先例都走得更远。希特勒长久以来一直梦想采用这个办法。这部《授权法》（EnablingAct）将终结魏玛共和国备受仇视的民主制度，并将完成纳粹党于19年1月0日开始的工作——建立一个“民族主义集中政府”。不久，戈培尔等纳粹头目将它改名为“民族主义起义政府”。在月初，它简化成了“民族主义革命”，以此强调参与行动的远远不仅是内阁政府。不久又改称“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终于使希特勒在联合政府中的非纳粹合作伙伴在政治上湮没无闻。书虫子
